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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志华:中国内战与苏联对华政策的转轨 (1945-1949)(上)
发布时间:2017年10月18日  来源:《历史教学》  作者:沈志华  阅读:3544

摘 要:本文通过揭示1945-1949年苏联对华政策转轨的历史拐点, 探讨苏联从同国民政府结盟转向同中共领导的新中国结盟的根本动因。二战末期及战后初期, 为了确保苏联在远东地区的战略利益, 斯大林同国民政府签署了同盟条约。其后, 随着国际与中国国内局势迅速出现重大转变, 斯大林开始将中共视为其实现对华政策目标的工具。尤其是在19465, 苏军自中国东北撤退后, 斯大林开始在这一地区向中共提供有限的非公开的援助, 对中国内战局势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到1949年初, 由于中共革命胜利前景的日益明朗, 以及毛泽东向苏联“一边倒”的强烈意愿, 斯大林开始放手支持中共夺取全国政权。至此, 苏联对华政策发生了根本转轨。基于对上述三个阶段的分析, 本文认为, 苏联与中共结成同盟的根本动因是现实利益而非意识形态, 中国内战及其结果导致了亚洲冷战格局的形成而不是相反。

 

《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签订五周年纪念邮票


关于战后初期苏联对华政策的研究, 目前学界已就两点达成共识:第一, 为保障苏联在远东地区的战略利益, 斯大林对华政策的目标是将外蒙古从中国的版图中分离出来, 形成广阔的安全地带;恢复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的传统影响, 以确保苏联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第二, 斯大林为实现上述目标而形成的外交方针, 就是与中国结盟, 通过缔约的方式保证苏联利益的合法性。此后, 随着中国政局的变迁, 特别是国民党与共产党在国内战场上地位的改变, 苏联对华政策最终发生了转轨———1945年与国民政府签署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最终变成了1950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签署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一现象也是有目共睹。

 

然而, 苏联对华政策的目标 (实现远东战略利益) 与方针 (同中国结成同盟) 未变, 政策 (选择结盟对象) 却发生了根本改变。那么, 苏联究竟为何从与国民政府结盟转变为同中国共产党结盟, 其对华政策转轨的历史拐点在哪里?关于这些问题, 历史学家之间出现了不同看法。有人认为, 194510月是苏联与中共关系的一个转折点;有人则提出, 斯大林是在19462~3月间开始“无条件地支持中共”;还有人指出, 19496月刘少奇访苏是“中苏关系的分水岭”。这些看法都有一定的史实根据, 但就苏联对华政策转轨的全过程而言, 对于上述问题的回答, 仍让人感到不够全面或不够清楚。还有一种看法:有些学者认为, 由于共产国际和苏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 苏联与中共结盟是一种“逻辑的延伸”, 是“预先注定的”;更有人断言, 毛泽东是斯大林的“忠实信徒”, 并且“一成不变地依赖莫斯科”。按照这样的逻辑推定, 苏联对华政策的转轨, 根本原因是基于意识形态的考量;美苏冷战及其在亚洲的对抗格局推动了中国的内战, 甚至决定了中国的政治局势。

 

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 补充利用了最新披露的俄国解密档案, 分析苏联对华政策转轨的三个阶段, 两个拐点, 及它们彼此之间的联系和区别。根据对历史过程的分析, 本文作出如下结论:苏联与中共结成同盟的根本动因是现实利益而非意识形态;中国内战及其结果导致了亚洲冷战格局的形成而不是相反。

 

一、斯大林在中国的战略目标及其实现


1945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 斯大林最终确定了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政治条件, 并得到美国的认同和支持。除了对日本的索取, 211日签订的关于远东问题的秘密协定表明, 苏联在远东的战略诉求有三点需要征得中国政府的同意:维持外蒙古现状;大连商港国际化, 并保证苏联在这个港口的优惠权益, 租借旅顺港为苏联海军基地;设立中苏合营公司, 共同经营通往大连的中东铁路及南满铁路, 并保证苏联的优惠权益。该协议还特别指出, 美国总统将“采取步骤”, 以取得中国的同意。

 


1945年雅尔塔会议上的三巨头:丘吉尔、罗斯福与斯大林


为了保证实现上述权益, 苏联在对华政策方面采取了与美国合作的方针, 即承认蒋介石在中国的领袖地位, 并劝说中共服从国民政府的统一领导。19456月《布尔什维克》杂志发表的一篇评论员文章称:二战后的中国必须有一个“由战时所有民主党派、团体和组织所加强的国家民主阵线;只有这样, ……中国才能成为一支强大的、独立的和民主的力量”。这种公开发表的言论实际上反映了斯大林在与美国人的多次谈话中所表达的立场, 也就是他在二战后初期提倡的“联合政府”政策。在19454-5月间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两次谈话中, 斯大林均强调蒋介石是“无私的”, 是“爱国者”, 只是应在政治上对中共让步, 以求得军令的统一。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还表示, 苏方不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苏联从来没有, 今后也不会帮助中共。同美国一样, 莫斯科也希望看到一个在蒋介石统治下的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为此, 斯大林先是与美国取得默契, 对国民政府两面夹击, 软硬兼施, 迫使蒋介石签订了“城下之盟”———19458月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中苏条约谈判的过程艰辛而漫长, 足足拖了一个半月。斯大林原本把通过缔结条约实现苏联在华战略利益作为出兵东北、对日作战的条件, 然而就在中苏条约谈判僵持不下的时候, 86, 美国在日本投放了原子弹。由于担心日本投降致使苏联失去占领中国东北的机会, 斯大林不顾同盟条约谈判尚无结果, 急忙下令苏联第一、第二远东方面军和后贝加尔方面军150万人马于89日凌晨对日本关东军发动进攻。当天, 美国在日本投下第二颗原子弹。在这种形势下, 日本政府不得不考虑接受无条件投降。这样一来, 斯大林和蒋介石都着急了。没有一纸条约在手, 斯大林担心对中国东北的占领及其谋取的特权缺乏法理依据, 而蒋介石则害怕苏军在中国东北长期驻军或把这一地区交给中共。于是, 双方很快就中苏同盟条约及相关文件的条款达成一致, 并于日本宣布投降前几小时完成了签字仪式。苏方做出的保证是:1.中国东北的主权只移交给国民政府;2.协助中国政府平息新疆的暴动;3.苏军在日本投降三个月后撤离中国。斯大林和蒋介石都如愿以偿了。对斯大林而言, 不仅雅尔塔协定得到了落实, 而且同国民政府签订的同盟条约为苏联在华利益提供了法理保障。由此, 苏联对华政策的合作对象当然只能是国民政府。

 

19458月前后, 中共中央似乎并不清楚斯大林的主张。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最后报告中指出, “国际无产阶级长期不援助我们”, 因为“没有国际援助”, 就要“学会自力更生”。不过, 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 毛泽东还是相信“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一定要来的”。所以, 尽管早在6月底中苏条约谈判前就听说了有关雅尔塔会议关于远东问题秘密协定的内容, 中共中央并不相信苏联会“承认蒋介石是中国唯一的领袖”。然而, 斯大林的所作所为终于使毛泽东明白, 中共的目标和利益与莫斯科并非完全一致。

 

二、苏联把中共作为实现其东北目标的工具 (1945.8-1946.3)


斯大林万万没有料到, 中共采取的行动直接干扰了苏联的设想和安排。对于延安来说, 苏联出兵东北是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 更使毛泽东惊喜的是日本突然宣布无条件投降, 这似乎为中共提供了一个与蒋家王朝争夺天下的天赐良机。毛泽东一度认为, 通过武力扩大解放区和根据地可能是最佳选择。因此, 在苏联出兵的第二天, 中共中央便下令其指挥下的所有武装力量向日军发动进攻, 迅速占领一切“力所能及的大小城市、交通要道”, 几天后又调整部署, 在江南不再占领各大城市, 只夺取广大乡村及县城, “准备内战战场”;在江北则全力争夺“津浦以东、淮河以北一切城市”。此时, 远在大后方的蒋介石是看在眼里, 急在心上。作为缓兵之计, 814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字当天, 蒋电邀毛泽东赴重庆共商“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毛未为所动。20, 蒋再次去电催促, 毛仍不为所动, 仍抓紧部署。毛泽东一面令八路军各部队配合苏军夺取长城以北各城市, 一面指示华中局在上海及南方其他城市发动武装起义。显然, 中共的战略是利用苏联出兵和日本投降造成的权力真空, 控制广大的原日伪占领区, 趁势夺取中国的半壁河山。

 


斯大林


这一切显然违背了斯大林的意愿。就在中共积极部署, 准备夺取华东、华北及东北大部分地方政权的关键时刻, 莫斯科连续给中共中央发来两封电报, 在后一封电报中, 联共 () 中央一方面明确表示完全赞同斯大林的前一封电报的内容, 一方面重申:“发动内战的路线会断送中国的复兴事业。我们建议您重新审视关于拒绝同蒋介石会谈的决定。我们认为, 您应当同蒋介石会谈并同他达成协议。”在斯大林看来, 中共拒不和谈而坚持武装夺权的方针, 必将导致远东国际局势的紧张。斯大林既不相信中共的军事实力, 也不了解中共的最终目标, 唯一清楚的是:无论中国内战结局如何, 都将破坏业已签订且使莫斯科受益颇多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苏美共同构建的远东雅尔塔体系, 从而给苏联在远东的安全和利益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因此, 中共必须像西欧各国共产党一样, 在蒋介石领导的“联合政府”框架内寻求和平与稳定。

 

中共固然未对来自莫斯科的“国际援助”抱多大希望, 但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斯大林会下一道“不许革命”的禁令。尽管共产国际已经解散, 但考虑到苏联仍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者, 中共最终不得不考虑改弦更张。21, 中共中央致电华中局, 要后者取消上海起义计划。22,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联合发出指示, 称今后的行动方针将由“革命”方式转向和谈方式, 但仍坚持“迅速争取东北”。同日, 毛泽东给蒋回电:“兹为团结大计, 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晋谒。”23, 蒋介石发送第三封电报, 再邀毛泽东赴重庆。与此同时, 驻延安美军观察组也转来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的电报, 表示赫尔利大使愿继续在国共之间进行调解。毛泽东于次日作出答复, 称周恩来先去, 他本人“准备随即赴渝”。由此看来, 在此问题上, 美苏主张不谋而合, 而且同时向中共施加了压力。

 

斯大林在后来与蒋经国的会谈时曾提到, 苏共中央认为, “中共代表应当去重庆谈判。中国共产党人没有料到会有这样一个建议, 这在他们中间引起了很大混乱”。“混乱”倒不至于, 但莫斯科的指示的确迫使中共中央不得不改变了自己的战略部署。在823-24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 毛泽东详细分析了二战后远东的国际局势, 指出, 在没有苏联援助的情况下, 出路只有一条:“在全国范围内大体要走法国的路, 即资产阶级领导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 将来再“实现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毛泽东于824日发出的一个指示当是对上述讲话的注释:“时局变化, 抗日阶段结束, 和平建设阶段开始”;“我党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大城市进行和平、民主、团结的工作, 争取我党的地位, 不取军事占领政策”;“力争占领小城市及乡村”;“一切作持久打算, 依靠人民”。825, 中共又接到魏德迈的邀请电, 遂开会商定, 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同去重庆谈判。

 

毛泽东虽然迫于形势, 不得不委曲求全, 亲赴重庆与夙敌蒋介石谈判, 内心却十分明白, 莫斯科的“联合政府”实属一厢情愿, 问题的最终解决还要靠武装斗争。当然, 这个斗争主要和首先应该在被苏军占领的中国东北展开。不过, 在这个问题上, 斯大林的做法再次令毛泽东失望。1010, 就在重庆谈判协定签字的当天, 毛泽东再次拜会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毛说, 将要发表的联合公报表明中共取得了胜利, 是将来“进行宣传的某种依据”, 但强调, “蒋介石不会履行达成的协议”, “会继续进行反共的军事准备”, 因此, “中共的军队也正在三个主要方面加紧作应战的准备”。他还表示, “消灭国民党的几个师”没有问题, 中共唯一担心的是美国会公开干涉中国内政, 并问苏联人如果美国出兵怎么办。中共没有明说的愿望当然是希望得到苏联的支持和援助。几天前周恩来也曾向彼得罗夫提出过同样的问题。当时, 彼得罗夫未置可否。现在, 面对毛泽东的提问, 彼得罗夫的答复也只是:“必须通过和平的途径妥善调解局面, 尽量避免与美国人发生武装冲突。”苏联人未必没有看出, 中共在重庆谈判中争取的结果实际上只能是武装割据———首先是东北和内蒙, 其次是华北, 但斯大林此时坚持的原则仍然是支持以国民党为主导的统一政府。为此, 在中国必须避免内战。当然, 彼得罗夫作为外交官的谨慎表态也说明, 斯大林并不想强迫中共接受某种具体做法, 而为自己的实际行动留下了充分的回旋余地。毕竟, 提出“联合政府”政策只是一种手段, 就目的而言, 莫斯科与延安的想法有一点是一致的, 那就是必须保证苏联对中国东北的控制。

 

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当然不仅仅是为了消灭日本关东军, 其主要目的是使这一地区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和东方安全屏障。作为签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对应条件, 斯大林已经向美国人和蒋介石许诺, 中国东北的行政权将归还国民政府, 而苏军则在日本投降后3个月内撤离中国, 他是希望以此换取国民政府的对苏友好立场。但是, 无论是从意识形态出发, 还是着眼于地缘政治, 斯大林对蒋介石及其背后的支持者美国, 既不放心, 也不信任。所以, 苏联不能把对中国东北的控制完全寄托在已经公开表明的既定政策上, 而要把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为此, 莫斯科至少利用了以下三种途径:

 

首先, 通过大量的宣传鼓动工作在中国东北营造对苏友好的氛围。在军事推进过程中, 苏军军事委员会和政治部不断向当地中国居民发放各种宣传品, 开展各种宣教活动。如苏联远东第一方面军政治部就用中文印制了86种、总数超过470万份的传单。在进入东北作战的前4天当中, 苏军散发和张贴的中、朝文标语、传单和宣传画就有9000多万份。苏军还在当地出版报纸和定期刊物, 吸收和培养大批通晓汉语、朝语、日语的宣传骨干。仅第一方面军总部在8月份就举办了大约200场报告会、座谈会, 组织音乐会、戏剧、电影演出160场。此外, 苏军还在东北大力推动中苏友好协会的恢复和发展, 通过开展文化宣传活动, 培育当地民众的对苏友好情绪。

 

其次, 充分利用在苏联境内休整培训并重新组建的原东北抗日联军部队。1940年底, 抗日联军在东北的大规模军事活动失败后, 周保中、张寿篯 (李兆麟) 等一批干部率残部陆续退往苏联远东地区, 继续坚持战斗。19414月《苏日中立条约》公布后, 苏联开始禁止抗联部队再进入东北活动, 并在哈巴罗夫斯克和滨海边疆区提供了两个营地 (北野营和南野营) , 供部队训练和休整。19427~8, 在周保中等人的要求下, 苏联同意将抗联人员整编为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随后, 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部决定授予教导旅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旅的番号, 列入远东方面军战斗编制, 由远东军副参谋长索尔金直接领导。苏联对日宣战后, 周保中提出了扩充部队, 配合苏军作战的要求, 并建议八十八旅成为东北人民军队的核心或交由八路军统一指挥。这显然不符合苏联的方针。此后, 斯大林决定解散八十八旅, 并将其骨干力量分别派给远东军各部, 以配合苏军行动。826, 苏军下达了关于这一决定的正式命令。不久, 周保中等干部分组进驻中国东北地区被苏军占领的57个大小城市, 帮助苏军维持占领区秩序, 提高苏军的威信, 促进中苏友好, 并在主要占领区以外建立党组织和人民武装。

 

最后, 也是最重要的, 就是借助中共的力量掌控国民党行政当局对东北地区的接收进程和实际结果。斯大林答应将东北政权移交国民政府的前提, 是要完全实现中苏条约所保证的苏联在中国东北的特殊利益。要做到这一点, 很重要的条件是在苏军撤离之前, 不能让国民党的军队进入东北, 并保证与国民政府就东北经济合作谈判的顺利进行。在此方面, 中共对于国民党军就是一种可资利用的牵制力量。

 

苏军占领东北后最初接触到的中国武装力量不是“国军”, 而是蜂拥而至的中共军队, 这让尚未接到外交指令的苏联基层部队有些不知所措。914, 苏军代表飞到延安, 传达莫斯科的要求。在916, 苏蒙联军代表又进一步向中共中央作了通报。苏方提出的要求主要有两点:一是苏军撤离之前, 国共军队均不得进入东北地区, 已进入这一地区的中共部队必须退出苏军占领地区;二是苏军不久即行撤退, 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 中国内部的问题由中国自行解决, 中共军队可接管锦州、热河、张家口和内蒙地区, 以防止国民党军进入东北。

 

只派遣一名校级军官向中共领导人传话, 表明莫斯科处事谨慎, 仍要为自己留有退路。彭真到沈阳后报告, 苏军对银行、工厂、仓库一律派兵监守, 不准搬用, 对火车、汽车、汽油、广播电台也“绝对全部控制”, 还要求中共军队移至城外, 均反映了这种情况。尽管如此, 苏联的意图仍很明显:表面上国共两党的军队都不得进入东北, 但实际上, 苏联无法控制且最为担心的是国民党的军队, 却可以操纵共产党军队卡住进入东北的咽喉要道, 一旦苏联在东北的利益受到威胁, 便可以利用中共军队来实现自己的意图。这样, 苏联既没有破坏中苏条约, 又能保证内蒙、东北地区在自己的掌控之中。

 

蒋介石非常担心中共借助苏军的帮助在东北抢占先机, 故早在911日就让行政院长宋子文向美国政府请求借船运兵。美国的态度也很积极, 代理国务卿艾奇逊第二天便以备忘录形式将此事报告给总统。杜鲁门总统于918日作出答复, “驻西太平洋陆军和海军司令已下达命令, 将按照魏德迈将军所明确指出的日期和港口运送前往满洲的中国军队提供船只”, “参谋长联席会议深信, 在中国军队准备好登船前往满洲之日, 将有足够的船只为其所用”。24-27日就有消息传开, 美军将在天津、大连、烟台、威海、秦皇岛登陆, 国民党军将被空运和海运至平津。一方面美国在8月下旬一再要求苏联公开保证遵守“门户开放”的原则;另一方面, 国民政府在10月初连连发出照会和通知, 中国计划在东北吸引外资, 而美国有意投资;要求苏联考虑撤军问题;中国政府的第一批军队将在数日内乘坐美国军舰抵达大连。这如何不让斯大林心急?在控制东北的问题上, 斯大林最大的担忧就在于美国势力渗透到苏联的势力范围。随着国民党军队在美国的援助下不断接近和开进东北, 莫斯科的担忧越来越加重, 所持态度也越来越明朗。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在其后同立法院长孙科的谈话中默认, “美国人在北平、天津、青岛和秦皇岛登陆”, “是导致局势更加严重化的因素”。斯大林也向蒋经国坦言“苏联政府不愿让美军进入满洲。这是苏联的地盘”, “无论美军、英军或其他外国军队, 都不应当允许他们进入满洲”。这一时期苏联对中共及其军队的宽容和友好态度, 均出于这方面的考虑。

 

10月上中旬, 苏联一再拒绝国民政府关于国民党军在大连登陆的请求, 即使蒋介石亲自出面也无济于事。苏军对设立在长春负责接收工作的东北行营也是百般刁难, 设置重重障碍。与此同时, 苏联却与中共紧密配合, 加快了控制东北的步伐。103, 一位未透露姓名的苏联军官在接待中共东北局负责人时, 高度赞赏中共“向南防御, 向北发展”, 争取控制东北的战略方针, 并建议中共将主力部队部署在山海关方面 (15万人) 和沈阳周围 (10万人) , 全力阻止国民党军进入东北。第二天, 苏方又通知东北局, 称苏军准备把从日本关东军缴获的所有武器弹药和军事装备都转交给中共。苏军指挥部还表示, 已决心“打开前门”, 拟把南满和锦州地区的行政权全部交付中共, 并应允在中共来不及接收的情况下代为掌管一个月。苏军甚至在已经完全控制的大连地区, 也建议中共建立起党政领导机关。106, 中共得知蒋军在大连登陆已被拒绝, 估计其可能转向营口、锦州和安东, 便请求苏军“一律拒绝, 至少拖延一个月至一个半月”。10天后彭真报告, 蒋军“到营口、锦州两处海岸企图登陆, 已被拒绝”, 苏方催促中共立即派兵在陆路阻击。因中共军队一时无法到达, 苏方还答应再设法拖延几天。在国民党军准备登陆的安东, 不但出现了“民主政府”, 还爆发了呼吁东北独立、撤消东北行营的集会。

 

1025, 国民政府正式通告苏方, 称国民党军将使用美国军舰在营口和葫芦岛登陆。于是, 苏军再次催促中共军队迅速接防中心城市和工业, 逐步接收政权, 并建议中共把领导中心移至沈阳, 声称“如果说过去需要谨慎些, 现在应该以主人自居, 放开些干”, 如国民党军在1115日前进攻, 苏军可协同中共军队给以打击。接到东北局的报告后, 毛泽东“甚为欣慰”, 即刻指示“我党决心动员全力, 控制东北, 保卫华北、华中, 六个月内粉碎其进攻, 然后同蒋开谈判, 迫他承认华北、东北的自治地位”;按照苏方意见“速在安东、营口、葫芦岛三处设防, 加强军队配备, 即速派兵控制一切重要飞机场, 接收各主要城市的政权、工厂、兵工厂及武器弹药”;最重要的是请苏方“拒止蒋方在两个月内登陆、着陆”。1028, 东北局便拟定了东北各省的主席或特派专员名单, 准备“以最快速度接收全部政权”。

 

因受制于外交, 苏联无法拒绝国民政府接收东北。因此, 苏联一面应允国民党军在葫芦岛、营口登陆, 进至锦州、海城一线, 并同意其先头部队在苏军撤离前4天空运至长春和沈阳;另一面则通知中共, 中共军队可以“不加任何限制”地在营口、葫芦岛作战, 以及前往沈阳和长春接收工厂、武器装备, 并可更换除市长外的长春各级政府。为此, 毛泽东在11月上旬不断发出指示, 要求在山海关迎击国民党军队, 并指示“必务要将一切可能的力量集中起来, 以便在这场具有战略性决定意义的战役中取得胜利”, 同时, 他还要部队“争取时间布置内线作战, 决心保卫沈阳不让蒋军进占。一俟苏军撤退, 我方即宣布东北人民自治”。据东北行营的通报, 中共在长春调动了大批军队集中在机场附近, 2000人已进入长春市, 并示威性地包围了行营驻地。1110, 毛泽东致电彭真:“请求我们的朋友 (莫斯科) , 让他们尽可能推迟国民党军队进驻满洲的时间。”1112, 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信心十足地宣称, “只要有现在的条件, 苏联不帮助我们, 我们也不怕”, 只有此战得胜, “我们才能提出东北自治的问题”。

 

然而, 此时苏联的目的主要是利用中共阻止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 以加强其同国民政府关于接收和经济问题谈判的筹码, 并未根本转变对华政策的方针。因此, 就在毛泽东准备与蒋介石决一死战, 进而占领东北的紧要关头, 莫斯科的态度突然发生了变化。1110, 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等人发出一封密码电报, 指令“尽可能快地从延安和毛泽东部队活动区域撤离我们所有的联络官员和其他人员”, 而且“越快撤出越好”。这一指令立即得到贯彻执行。第二天, 驻东北苏军指挥部便通知东北局, 称已经允许国民党在苏军撤退前5天空运部队到各大城市, 而不准中共在此期间与国民党军队发生冲突, 如果出现冲突, 苏方只能缴中共的械。苏军还一再声明, 这是“莫斯科的决定”, 任何人员无权变动。17, 马利诺夫斯基命令中共军队撤出长春、沈阳和哈尔滨, 并不得阻碍国民党军在长春和沈阳着陆。20, 苏军当局又“郑重通知”东北局, “长春路沿线及城市全部交蒋”, 中共军队一律退至铁路线50公里以外;只要有苏军的地方, 既不准与蒋军交战, 也不许中共军队存在, “必要时不惜用武力”予以驱散;东北全境, 包括锦州至山海关段, 均不准作战。同日, 苏军驻哈尔滨卫戍司令部要求中共北满分局和军队于三天之内撤出哈尔滨, 中共部队撤出后, 苏军即通知国民党政府到哈尔滨接收。在重庆, 苏联大使馆也告诫到访的中共代表王若飞, “为了避免遭到美国和中国舆论的反对”, 中共最好不要试图占领中长路, 并注意减少与苏联使馆和驻华机构的联系。24, 苏联心安理得地照会中国政府, 称后者现在可以毫无阻碍地向沈阳和长春空运部队了, 强调苏军对东北中共军队“未曾予以任何帮助”, 并表示苏军可延期一二个月撤离, 以利中方接收。驻长春苏军指挥官还向东北行营副参谋长董彦平保证:“决心消除所有的暴民活动, 严格保护各政府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住宅, 并禁止一切对中国政府不利的宣传。”124, 张嘉璈、蒋经国率东北行营重返长春。后经双方协商确定, 为确保中国政府顺利接收, 苏联撤军完成日期改为194621日。12月下旬, 国民政府陆续实现了对长春、沈阳、哈尔滨等大城市的行政接收。

 

莫斯科态度的突然改变, 是基于国际局势和苏联整体利益的考量。在中国, 蒋介石有意向苏联施加外交压力。早在1019, 国民政府就建议采纳美国的提议, 召开第二次五国外长会议解决中国问题。118, 蒋介石又在政府内部讨论时提出“将东北行营撤至山海关, 同时声明不放弃东北, 以使苏联违约之真相大白于天下”。一个星期后, 国民政府正式向苏联发出照会:由于接收工作无法进行, 中方决定于17日起将东北行营“迁移至山海关”。同时, 国民政府还照会各国使领馆, 通告苏联阻碍接收工作。随后, 蒋介石迅速将这一决定通告华盛顿, 并指责苏联人未履行1945年的中苏条约, 希望与美国密切协调行动, 防止局势继续恶化。

 

莫斯科面临的压力还远不止此。从10月下旬到11月初, 在远东地区, 苏联急于插手促成对日和约, 反复就盟国对日管制机制问题与美国磋商。在近东地区, 伊朗危机趋向国际化, 对苏联倍感绝望和恐惧的德黑兰政府开始求助美国和联合国。针对苏联关于修改蒙特勒公约的诉求, 美国也开始关注土耳其海峡问题, 并提出了国际监督的建议。可以看出, 苏联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都需要继续与美国保持一致, 并争取美国对苏联主张的支持, 这里当然也包括中国问题。所以, 11月下旬美国倡议召开三国外长会议解决这些国际问题时, 苏联不仅积极响应, 还立即开始与美国紧密接触和协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194512月莫斯科外长会议做出了关于美苏同时从中国撤军的决议, 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则对斯大林履行中苏条约抱有乐观态度。 (13)

 

于是, 斯大林再次抛出了“联合政府”政策。他在1230日与来访的蒋经国会谈时说:“苏联政府已经从延安召回了所有的代表, 因为他们不同意中国共产党人的举动”, 苏联政府仍然“承认蒋介石政府是中国的合法政府”, 并认为中国“不能有两个政府, 两支军队”, 尽管“中国共产党人不同意这一点”。斯大林还一再辩白, 苏联政府对中共的情况不了解, 也未向中共提过任何建议, 莫斯科对中共的行为不满意, 更不能为他们的行为负责。而对中共方面, 斯大林则希望后者能放弃既定的目标。19461, 苏联大使馆告诫中共驻重庆的谈判代表, 称目前提出东北问题还“为时过早”, 因为中央政府和来华调停的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都没有提到这个问题, “中共应该寻找和平解决所有军事和政治问题的道路”。彼得罗夫还警告周恩来:“在满洲发生战争, 尤其是伤及美国人, 必致引起严重后果, 有全军覆没及惹起美军入满的绝大危险。”

 

面对如此形势, 中共中央不得不调整战略方针。1122, 刘少奇提出了“让开大路, 占领两厢”的口号, 准备“建立根据地, 作长期打算”。127~8, 中共提出准备恢复与国民党的谈判, 和平解决东北问题, 并希望苏联“居间折冲”。1230, 中共公开呼吁:“立即全面无条件的停止内战。”19461月国共停战协议公布后, 中共中央要求东北局“将部队高度分散”, 迅速控制既无苏军驻扎又无蒋军开进的地区, 特别是靠近苏联和蒙古的地区。尽管很不情愿, 但是在苏联既定方针以及美苏两国的共同压力下, 中共不得不暂时放弃独占东北的计划, 准备与国民党和解, 进入国民政府。19462, 随着马歇尔主导的国共和平谈判的进展, 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毛泽东等人参加国府委员会, 周恩来等人参加行政院, 并力争周恩来任副院长, 同时还批准了中共出席宪草审议委员会的名单。

 

梳理这一阶段的中苏关系, 可以看到一个吊诡的现象:中共在二战后初期采取的策略与行动阻碍了苏联在中国战略利益的实现———如果没有中共,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完全有可能得到顺利执行, 但恰恰又是中共成为了苏联维护自身在华利益的工具, 这就是中苏关系的复杂性。国共之间的对抗影响了苏联对华政策的选择, 反过来, 苏联政策的改变也影响了国共关系及中国局势的发展。就在“和平”的曙光似乎将要出现在中国大地时, 莫斯科的态度又发生了急剧转变。

 

三、苏联对中共的暗中支持和有限援助 (1946.4-1949.2)


关于苏联对华政策的目标, 副外长洛佐夫斯基在蒋经国访苏前给斯大林的报告中曾作了具体的说明:第一, 中国政府必须承认外蒙古独立;第二, 中方必须保障长春铁路沿线的安全, 在目前的混乱局面下, 应由苏联“铁路护卫队保留二至三年”;第三, “不准外国人及外国资本进入满洲”, “不能允许满洲成为另一个大国施加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的场所”;第四, 必须在苏联“积极参与满洲经济活动的情况下”, 实现与中国在东北地区的经济合作, 为此就要控制一批合资公司, 特别是船舶公司、航空公司和中长铁路。可以想见, 如果在苏军撤退前这些目标如愿以偿, 苏联的对华政策会继续下去。但恰恰在这些问题上, 1946年初的苏联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局面。

 

为了及早撤军, 减缓国际舆论压力, 苏联代表在中苏经济合作谈判中一再表示愿意让步, 称只要中方同意对所有重工业公司实现合资经营, 苏方就会采取行动, 帮助国民政府尽快解决东北的接管问题。而国民政府却恃美国的支持, 态度愈益强硬。1946126, 蒋介石指示中方谈判代表张嘉璈, 对经济谈判采取“紧缩”态度。于是, 尽管苏方谈判代表斯特拉科夫斯基一再声称, 莫斯科急于签署合作协议并非要在东北地区“霸占利益”, 而只是“不愿见有第三国再卷入”, 但张嘉璈始终坚持强硬立场:中方对战利品问题“不予考虑”, 航空公司和轮船公司的问题也不讨论, 一切非金属矿业均不在合作之列, 即使在合作企业中, 中方亦要求占51%的股份。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 苏方坚持以签订经济合作协定作为最后撤军的条件的立场, 中方则强调在没有顺利交接行政权之前无法谈经济合作, 以致双方谈判陷入僵局。此时, 美国政府开始不断向苏联施加压力。211, 美国同时照会中苏两国政府, 称对中苏经济谈判感到“不安”, 认为这一谈判“与门户开放原则会有矛盾”, 是对美国商业利益和威信的“一种明显的损害”, 并表示美国有意参与谈判, 在经济合作方面采取“共同行动”。这无疑刺激了斯大林敏感的神经。

 

不仅与政府的谈判步履维艰, 中国民间的反苏情绪也突然高涨起来。1946211, 在雅尔塔协定签字一周年之际, 美、英、苏三国同时公布了有关远东问题的秘密协定。苏联同意公布协定, 大概是着眼于对南萨哈林和千岛群岛占领的合法性, 而美英的考虑显然针对中国东北问题。为进一步逼迫苏联撤军, 美英在报纸上公开指责莫斯科违背雅尔塔协定。这在中国引起了强烈反响, 一时间舆论哗然, 广大市民、学生纷纷涌上街头, 张贴标语, 示威游行, 发表演说, 抗议苏联在中国东北、新疆和蒙古的行为, 要求苏军立即退出中国东北。35, 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对苏联提出抗议, 严重交涉限期撤退其东北驻军》的提案。36, 国民政府照会苏联, 称撤军期限已过, 苏军尚未完全撤退, 要求苏联政府饬令“即行撤退”。41, 蒋介石在第四届第二次国民参政会上发表演说, 公开推翻东北停战协定, 宣称“东北九省在主权的接收没有完成以前, 没有什么内政可言”。东北局势更趋复杂。据苏联驻东北当局的报告, 国民党与当地的土匪勾结, 煽动反苏情绪, 捣毁中苏友好协会甚至是苏方的机构, 不断骚扰、袭击和杀害苏联军人和侨民等等。马利诺夫斯基还认定, 张莘夫被害一案就是土匪“精心策划的, 目的在于破坏苏中关系”。面对如此局势, 莫斯科不得不再次打出中共这张牌———只有把东北地区完全交由中共掌控, 才能保证苏联的利益。

 

194621, 彭真报告:“辽阳、鞍山、本溪三处苏军已正式将政权交与我当地民主政府, 并由双方签字。该区以南 (包括安东) 苏军不再交给国民党, 对外暂不公布。”除旅顺、金州完全归苏军长期驻兵, 大连的副市长、区长及公安局长也都由中共干部担任。不仅如此, 222日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导人乔巴山提出策动内蒙古独立及并入外蒙古的计划时, 斯大林竟然同意外蒙“可以悄悄地进行”宣传鼓动工作, 以准备在兴安岭和内蒙古建立独立的国家。

 

312, 东北局电告中央, 苏军通知将于13日撤离沈阳, 希望中共军队“迅速攻入沈阳”, 且“凡红军撤退处都可打”。然而, 考虑到停战协定已经签字以及东北地区国共军事力量的对比, 中共中央决定, 不仅不去进攻沈阳, 沈阳至哈尔滨铁路沿线苏军撤退时亦不去占领, 甚至准备让出已经到手的抚顺、本溪、鞍山、辽阳等地, 以交换国民党军从热河撤军, 并承认中共在东北的地位。苏联对于中共的犹豫不决、行动迟缓颇有不满。3月中旬, 苏军批评中共对美国人太客气了, 指责后者不应同意让国民党的5个军开到东北。苏军还表示, 凡苏军撤离之地, 包括沈阳和四平, 中共都可以“放手大打”。另一方面, 美国的态度也引起毛泽东的强烈不满。马歇尔给东北停战小组的指令规定, “政府军有权进驻东北之主要地区, 长春路两侧各30公里以内, 政府军单独管理, 苏军撤出地区中共军队不得开入占领等”, 而对中共在东北的地位既没有提及, 也不愿讨论。毛泽东当即建议周恩来在谈判中提出“承认政府军进驻沈阳至长春”, 但长春以北应让中共军队驻扎。对此必须坚持, 即使谈判“全面破裂”, “亦绝对不屈服”。

 

在苏联的支持和美国的压力下, 中共对东北的方针开始发生重大转变。317, 中共中央致电彭真和林彪, 同意他们派兵进驻沈阳以北长春路沿线的苏军撤退区, 毛泽东还指示东北局速与苏方接洽, 以驻兵“整个中东路 (包括哈市) ”。318, 东北局报告:鉴于苏方“曾一再谈北满甚为重要, 决不能允许国民党接收整个长春路与矿区”, 提议进占哈尔滨和齐齐哈尔。中共中央当天复电表示同意。320, 中共中央通知东北局, 如苏方同意, “即可进占长春”。23, 中共中央甚至要求林彪立即采取行动, 动员全军, “坚决彻底歼灭国民党进攻军队”。

 

为了配合中共的部署, 苏方此前曾以瘟疫、交通不便等借口延缓撤军, 并且迟迟不将撤退时间告知国民政府, 从而造成国民党军队沿中长铁路北进的困难。而322, 苏联使馆突然通知国民政府, 苏军将于4月底撤军完毕。莫斯科的目的, 当然是尽可能将东北政权交给中共, 为此, 同中共方面的配合日益紧密。324, 中共中央致电东北局, 指示后者速与苏军交涉, 力求能在苏军撤退时被允许进占哈尔滨、齐齐哈尔与长春。苏方则通过周保中转告, 称一旦条件具备, 即会通知中共接管长春, 与此同时, 苏方还通告东北行营接收人员, 称因要“防疫, 不允许办理长春交接手续”。25, 中共中央连续致电东北局, 要求即刻与苏方联系, 请后者“速从哈、长、齐等市撤退”, 令中共军队必须在苏军撤退后一两日内控制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 并以长春为首都。

 

3月底, 中苏经济谈判重新开启且似有进展, 苏联的态度因而再次出现反复, 以致中共在接管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三市时出现了一些周折。但事情很快就过去了。苏联在撤军的最后时刻采取了两面手法。43, 苏方一面答复国民政府, 称可先行通知各地撤兵的日期, 并协助国民政府接防部队;另一面却接连通知东北局, 告以苏军将于15日和25日分别撤离长春和哈尔滨、齐齐哈尔, 请中共军队立即前进至此三市近郊待机, 以便届时就近占领。苏方代表还向东北局解释说, 美国利用国民党接管东北来反苏, 蒋介石利用美国来反苏反共, 苏联目前因谈判不成受外交限制不能直接插足东北, 但希望中共全力坚持东北, 使东北问题悬而不决, 造成美蒋被动。为了让中共顺利接收长春, 苏联还对国民党采取了麻痹战术。413, 苏联大使馆信誓旦旦地向中国外交部重申, 将通知驻东北苏军的具体撤离时间, 并将尽力协助中方完成接收任务。但第二天, 苏军即突然撤出长春, 同时用事先约定的密码通知了周保中。早已做好准备的中共军队随即发动总攻, 当天便占领了长春机场两处、市区一部, 并于18日控制了全市。19, 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应迁长春, 并考虑于短期内召集东北人民代表会议, 成立东北自治政府。同时, 中共中央还要东北局一面向四平增兵, 再打几个胜仗, 另一面则“全力夺取哈、齐二市”。20, 苏军代表告诉高岗, 哈市苏军已定于25日撤离, 无法再提前, 但中共所需武器已经留下, 进城后即可得到。按照计划, 东北民主联军于25日攻占齐齐哈尔, 28日进驻哈尔滨。

 

一则占有了相当的地盘, 二则得到苏军提供的武器援助, 中共中央此时 (421) 的决心是:“一切决定于战场胜负, 不要将希望放在谈判上。”然而, 国共在东北的实力对比已经悄然发生变化。由于得到美国的大力支持, 19462月上旬和3, 全副美式装备的国民党精锐主力新一军和新六军, 以及第七十一军、第六十六军和第九十四军一部, 都相继投入到东北战场。东北地区国民党正规军的兵力, 已由19461月的13.4万人增加到28.5万人 (同一时期中共在南满的军队共计10.5万人) 313, 国民党军队进占沈阳, 随即兵分两路, 向南进攻本溪, 向北增援四平。此时, 中共颇有骑虎难下之感。林彪的主力部队“已苦战三月, 急需休整补充”。427, 毛泽东提出“化四平街为马德里”;28日便询问林彪, 是否考虑尽快停战;30, 又指示“死守四平, 寸土必争”。51, 东北局复电称:“战争以快停为有利。”毛泽东当日命令林彪:坚守四平、本溪两处, 消耗敌军, 以利和谈。

 

志得意满的蒋介石当然不愿再给中共任何喘息的机会。5月初, 驻东北苏军全部撤退回国。55, 国民政府宣告还都南京。58, 斯大林提出与蒋介石在莫斯科或边境某地进行会晤。蒋介石拒绝了斯大林的提议, 同时下令全力围攻四平和本溪。514, 新六军攻占本溪后, 大举北上增援四平。18, 林彪下令四平守军撤出战斗, 国民党军队进占四平后继续北进, 23日不战而进入长春。此后, 国民党军队因战线过长, 兵力分散, 力所不及, 止步于松花江, 从而形成国共两军隔江对峙的局面。不过在关内, 蒋介石却命令河北、山东、山西和苏北的国民党军队向中共军队大举进攻, 中国的内战于19466月全面开启。

 

中国内战的全面爆发标志着莫斯科的“联合政府”政策在亚洲的破产, 这大概是斯大林所始料不及的。斯大林的本意是支持国民党, 利用共产党, 通过与国民政府建立起来的正常外交关系, 保障苏联在远东的安全和利益。但是, 他既不了解也不能控制共产党, 更没有想到国共之间水火不容, 不知道在蒋介石和毛泽东眼里, 停战谈判不过是为积蓄力量以利再战而采取的权宜之计。与此同时, 国民党在东北经济谈判中的强硬态度及其对美国援助的依赖, 更加深了斯大林的疑虑, 促使后者不得不开始将重心向中国共产党一方倾斜。在这里可以看到的, 不是美苏关系影响了中国政治局势 (这也是毛泽东和蒋介石都不能允许的) , 反而是国共关系的发展影响了整个亚洲的国际格局。

 

1947, 国共内战的趋势发生战略性转折, 中共转守为攻。至1948年底1949年初, 中国人民解放军相继发动三大战役, 同国民党主力进行战略决战并取得胜利。不过, 就整个二战后国际局势而言, 1946年仍然是斯大林极力维护与美国合作的一年, 即使1947年秋冷战局面在欧洲出现以后, 莫斯科的立场也是防御性的。美苏双方都无意进行全面和公开的对抗。在1946年前后, 苏联对华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中共的有限支援, 以使后者能在中国东北和内蒙一线站住脚跟。斯大林的出发点是为了保证苏联通过雅尔塔协定在远东地区获得的现实利益。然而, 这种支持和援助又是有限度的:一方面, 为避免引起舆论谴责并维持与国民政府的正常外交关系, 这些支持和援助在形式上必须是秘密的;另一方面, 为维持和稳定体现了苏联利益的雅尔塔体系, 这些支持和援助在范围上必须要限定在中国长城以北地区。

 

总体来看, 苏联对中共的有限支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提供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到194511月初, 苏军就已向中共军队转交了从日军缴获的至少12万支步枪, 4000挺机枪。此后, 苏军在撤退时又向中共转交了一批武器弹药和物资。有学者统计, 1946年夏秋, 中共总计获得长短枪20-30万支, 机枪8000, 各种火炮1000多门。然而, 由于这些武器装备中的相当一部分被用来支援华北作战, 故东北民主联军退守北满时, 虽有兵力32万多人, 却只有长枪16万支, 轻机枪4033, 重机枪749, 各种炮556门。为此, 林彪曾于1946103日派代表去苏联, 要求获得军事援助。有俄国学者指出, 这是此期中共向苏联要求军事援助唯一的一份文件, 但苏方没有给予答复。后来 (19476月止) , 苏联通过北朝鲜向东北局援助了从日军缴获的四批共约800-1000个车皮的军用物资。此外, 苏联控制下的旅大地区实际上也成为中共支援前方作战的重要军需物资供应基地。在解放战争期间, 旅大地区为前线供应了30万套军服、236.5万双军鞋、50余万发炮弹、80余万枚引信、450吨无烟火药、1200门迫击炮和各种兵工生产设备, 以及其他大量军需产品。

 

第二, 通过贸易往来给予经济援助。19461221, 应中共方面的要求, 苏联对外贸易部与中共东北行政委员会进行了首次贸易谈判, 并签署了贸易合同。1947714, 斯大林亲自签署了一项决议, 要求各部门于111日前向外贸部提供一批出口计划外的工业品、设备和原材料。这批准备提供给东北民主联军的物资包括400辆汽车、60台各种功率的电动机、2000台军用整流器、3200台不同用途的电话机、50000米军用电缆、10000米棉布, 以及电台、收发报机、药品和医疗设备等, 其中大量物资是通过减少苏联国内的供货计划而转为出口的。721, 苏联部长会议作出一项计划在1949年向东北民主政府提供出口物资的决议, 这一决议提到的物资包括3000辆运输汽车、1500吨航空汽油、2.38万吨车用汽油、1443台电动机等。据统计数字显示, 1947年底, 苏联与中共政权 (东北和华北部分地区) 的贸易总额已达3.211亿卢布, 并于1948年猛增至6.502亿卢布。这对东北革命根据地的巩固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三, 为中共提供交通线和后勤基地。在东北内战期间, 苏联控制下的北朝鲜既是中共调兵遣将、转移物资的交通线, 又是安置伤员、贮存物资的后勤基地。据驻韩美军情报反映, 19468, 中共军队“分布于满浦、清津和定州的广阔地区”, “北朝鲜几乎整个铁路网都被用来转移这些军队”。19471, “中共军队仍持续不断地转移到兴南-咸镜地区”, “已经进入朝鲜的实际人数据估计不少于5-7.5万人”, 其中, 1-2万中共军被迫到北朝鲜避难是有可能的”。美军情报认为, “有可能中共正利用北朝鲜作为后勤基地支持当前满洲的战事”。此外, 转移的物资主要是兵工厂设备。19466, 东北民主联军军工部中, 通化的300多车皮的机器和物资, 就是经图们和南阳转移到珲春的。军工部的子弹厂、炼钢厂、化学厂也是先迁到朝鲜阿吾地, 最后又搬到珲春的。据不完全统计, 中共通过四条水路交通线经朝鲜转运的物资, 19471-7月有21万吨, 1948年全年达30.09万吨。中共党史资料显示, 在撤离安东时, 除了留下少量部队打游击, 中共安东地委党政机关和地方武装全部撤到了朝鲜, 大批军需物资和其他主要物资也都被转移到了朝鲜。据报告, 通化、安东失守后, 中共有1.5万多伤兵和家属越过鸭绿江, 被分散安置在朝鲜居民家中, 重伤员则被送进医院治疗, 暂交朝鲜保存的物资有2万多吨。直到19476, 还有2000多人滞留朝鲜。在斯大林看来, 苏联控制下的北朝鲜就是中共的战略后方。

 

第四, 帮助修复东北地区的铁路网。中长铁路的修复不仅对苏联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也对东北革命根据地具有重要的经济和军事意义。苏军占领东北后, 首先修复了满洲里至绥芬河线。苏军撤退后, 苏方铁路员工在北满根据地继续铁路的修复工作, 1947年春, 在北满中共政权管辖区域内的整个铁路主干线已经修复通车。19483, 除沈阳、长春、锦州等几座孤城, 东北全境已在中共掌握之中。在这种形势下, 无论是大规模调动军队围歼守敌, 进而入关南下, 还是迅速恢复东北经济, 为解放全国建立巩固的后方, 都迫切需要全面修复东北铁路网。于是, 中共直接向莫斯科提出了这一要求。513, 苏联政府决定派交通部副部长科瓦廖夫为全权代表, 赶赴东北组织恢复东北铁路运行的相关工作。6, 科瓦廖夫率数百名工程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 携带大量设备和材料抵达东北。当年底, 科瓦廖夫欣然向斯大林报告:任务基本完成, 中长铁路几条主干线全部通车, 并指出, 此举将有力地促进全歼满洲国民党军。随后, 应中共要求, 苏联政府又作出决议, 决定尽快恢复和保证东北铁路的正常运营。据俄国资料显示, 19485月到19499, 苏联政府为援助中长路修复前后作出了5个决议, 以贷款或易货贸易方式向中共政权提供的机车、车厢、钢轨等物资援助总计达8760万卢布。

 

总而言之, 苏联对中共的支持与援助, 对中共东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与巩固, 以及战局的扭转, 均起了重要作用。但是, 要说此时斯大林已经期待甚至决心帮助中共夺取全国政权, 恐怕为时尚早。至于苏联对中共提供支持和援助的限度, 以下实例具有典型意义。

 

第一, 苏联迟迟不向中共政权派遣顾问和专家。如果说派遣专家修复中长铁路是苏联分内之事, 外界无可指摘, 那么要派遣大量顾问和专家帮助中共政权建设就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了。194898, 林彪直接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 要苏联帮助制定东北地区国民经济的恢复计划, 并请求派来至少100名各部门的专家, 此信还列举了14个方面所需专家的具体人数。106, 莫洛托夫向斯大林报告, 称“不宜向中国东北派这么大数量的专家小组”, 建议先派“一名非常有党政和经济工作经验的同志”前往联系, 至于向中国东北派苏联专家的问题, 应等毛泽东来苏联时再行商议。在征得斯大林同意后, 莫洛托夫于1016日将此答复发往哈尔滨。194812月科瓦廖夫回国后向斯大林报告称, 毛泽东、林彪、高岗和陈云再次请求向斯大林报告, 中共急需来自苏联的经济援助, 特别是顾问和专家。按照科瓦廖夫的计算, 苏联至少应派出500名计划专家、工程师和其他各种工业专家。与此同时, 葛罗米柯也向莫洛托夫报告, 对林彪信中提到的往满洲派100名苏联专家的要求, “应当给予某种程度的满足”, 同时, 应尽快帮助东北民主政权恢复经济, 并迅速修复华北铁路。结果, 苏联满足了中共关于迅速修复华北铁路的要求, 并将苏联铁路专家小组在华停留期限从原定的194911日延长至41, 只是苏方认为, 关于全面经济计划和派遣专家的制定问题, 应在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后再行讨论。

 

第二, 斯大林一再拒绝毛泽东访问苏联。为了取得苏联的支持和帮助, 毛泽东于1947年初提出要去莫斯科面见斯大林。615, 苏联通知, 可以派飞机到中国来接毛泽东。71, 斯大林又突然改变主意, 推迟毛泽东访苏。19484, 毛泽东再次提出访苏。斯大林当即 (429) 答复, 同意毛泽东的计划, 但几天后 (510) , 又以安全为由, 建议毛延缓动身日期。74, 毛泽东通知斯大林, “决定近期”前往莫斯科。斯大林则借口苏共领导干部要忙于粮食收购, 将访问日期推迟到11月。毛泽东对此颇有怨言, 但无可奈何。到1120, 莫斯科方面并未如约提出访问事宜, 毛泽东只得主动提出因身体不适, 推迟出发日期。194919, 毛泽东提出准备动身, 希望苏联在20日之前派飞机来石家庄接。110, 毛泽东再次电告斯大林, “急需”面谈, “期待您派飞机来接我们去莫斯科”。斯大林于14日复电称, “我们依然坚持认为, 您最好暂缓执行马上来”, 但提议由苏共派遣一名政治局委员去中国同毛商谈。

 

第三, 苏联有意单独出面主持国共和平谈判。1949年初, 人民解放军陈兵长江, 控制了中国的半壁河山, 蒋介石被迫下野, 国民党提出国共和谈, 并请四大国出面调停。斯大林获悉美英等国即将出面调停, 面对雅尔塔格局已被打破的现状, 非常担心美国对中国局势进行政治干预, 掌握在亚洲的主动权, 因而向毛泽东建议, 要中共接过“和平的旗子”, 利用其主动地位请苏联单独出面主持国共和谈。毛泽东此时已决心将革命进行到底, 夺取全国政权, 认为苏联出面调停反而会引起西方国家干预, 进而造成保住国民党政权的后果 (其结果甚至可能造成“南北朝”的局面———这是毛泽东后来的说法) , 因而坚决反对斯大林的“迂回策略”。面对中共的强硬态度和美英宣布不参与国共和谈的尴尬局面, 斯大林只得收回自己的建议。尽管如此, 他仍坚持认为, 提出和谈是美国人主导的阴谋, 拒绝和谈会给西方进行武装干涉提供借口。

 

可以看到, 斯大林此期对中国革命仍持犹豫和观望的态度。虽然冷战已经爆发, 而且斯大林构造的以莫斯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阵营也把中共及其武装看作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但斯大林最初的战略设想是对美国和西方采取保守和防御的策略, 集中力量整肃阵营内部, 统一思想和步调, 以稳定与西方抗衡的阵脚。斯大林拒绝正在领导国内武装斗争的希腊共产党参加共产党情报局, 日丹诺夫在关于两个阵营分析的著名报告中对如火如荼的中国革命斗争轻描淡写, 以及斯大林因铁托在巴尔干联盟和援助希腊问题上的鲁莽行动而最终决定将南共赶出“教门”, 特别是在柏林危机最后阶段采取退缩让步的方针, 这一切都表明苏联的冷战战略不具进攻性, 且希望避免和推迟与美国的直接冲突, 特别是在亚洲。正是在这样复杂的国际背景下, 加上对中国的局势尚无把握, 斯大林对于如何处理与中共的关系产生了一种矛盾心理:既想详细了解、全面掌控, 又不便给予直接的、公开的、全面的支持和援助。这种情况到1949年春天开始发生变化。


作者:沈志华,察哈尔学会冲突与和解研究中心主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国际冷战史中心主任

文章来源:《历史教学》2017年第1期,

转自微信公众号:近现代史研究通讯,2017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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