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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蕴岭、杨光斌、魏玲、朱锋、金灿荣、谢韬:如何认识和理解百年大变局
发布时间:2019年03月28日  来源:《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  作者:张蕴岭、杨光斌、魏玲、朱锋、金灿荣、谢韬  阅读:2402

【内容提要】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财富权利的转移,带来了文化权力的变化,形成多元并存的时代。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金融危机、中国崛起和西方民粹主义兴起,发展范式的转变,需要极强的国际治理。无论从文明意义还是从制度体系上,目前世界秩序进入了“无人区”。百年大变局中的重要体系意义的变量是中国,中国在国际权利财富和利益分配中正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中心。伴随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从体系秩序、国际制度到理念规范,实现与国际体系的共同演进,是我们在“百年大变局”中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变为现实,需要卓有成效的行动,不仅是中国自身,也需要动员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

【作者简介】第一节,张蕴岭,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山东大学特聘人文一级教授;第二节,杨光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第三节,魏玲,外交学院周恩来外交研究中心主任;第四节,朱锋,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第五节,金灿荣,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第六节,谢韬,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副院长。


  如何认识和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客观正确解读世界?如何找到并实现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正当定位?如何观察当前我国的对外政策,前瞻性地评估对外关系特别是涉外斗争将要面对的挑战?

  2019年1月15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亚非发展研究所与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在北京联合主办“世界政治发展新趋势、新特点、新未来”专家研讨会暨《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选题策划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国防大学、外交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和世界知识出版社等单位的近20位知名专家出席会议。与会者围绕“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世界大势和国际关系格局的特点、趋势及我国对外方略进行了深入探讨。以下是部分专家的发言摘编。



一、如何认识百年大变局之变


  中央提出我们处在百年未有的大变局,这是一个大命题。围绕新千年的上下100年,即上个百年和这个百年。上个百年如果是从1900年到2000年,这个百年就是从2000年新千年到2100年。这样划分的基本考虑是:其一,时间节点因素,是新千年转换,前后衔接,一般来说,新千年转换期往往是大变局时期;其二,推动转换期大变局的是大事件,影响世界也影响中国。


  上个百年发生了许多大事:两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及引发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殖民主义体系瓦解,二战后的世界秩序重建,全球化大发展……一般地说,百年转换从世界的角度,前50年、后50年不同。前50年主要是动荡期,很多大事发生在那个时期;后50年呈现稳定治理期,二战以后,建立了以联合国为中心的世界管理体系,由于有了治理和稳定,世界得到大发展。

  从中国角度讲,1900年是一个痛苦的开端:八国联军进北京,世界列强直接干预中国国内的政治。二战后,新中国成立,终结中国衰落的下行线,实现了改革开放和快速发展。

  新千年开始后,发生了许多大事。从世界的角度观察,发生了美国遭受恐怖袭击带来的世界范围的反恐运动,还有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世界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兴起等。当然,好的方面,则是新科技革命。

  从中国的角度说,2000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规则方式加入到世界体系,这是一个大事件,影响巨大。中国的经济总量按GDP计算第一次超过1万亿美元,是个转折点,中国提出了在这个百年中期实现民族复兴目标。

  这个百年的大变局趋势,有些已经很明显:

(一)力量对比格局


  按照综合的预测,这个百年前50年的最大的变化,就是力量对比。总的趋势是发展中国家力量到本世纪中期占主导地位,经济总量占世界的60%。这恐怕是世界发展近代史上一个重大的转变。西方工业化以后,西方国家一直占主导地位,这个格局变化从各个角度影响都是巨大的,包括上次转换中的制度构造,价值观影响,以及技术科学各个方面,我们可以从多种成果来分析这个问题。一些综合预测也不少,大家都在观察这场大变动到底影响有多大。


(二)大国力量对比


  原来的所谓大国大部分衰退了,在本世纪中期以前被排挤出大国行列,老牌的欧洲国家大多连前五位都排不上。从大国结构角度看,是非西方大国的群体崛起。世界发展中,大国主导性很强,格局变化影响深远。


(三)地区力量对比


  世界的力量与发展重心从欧洲转到亚洲,亚洲集中在大东亚,包括中国、日本、印度、印度尼西亚至少位列前四的人口和经济力量。


  一般来讲,力量转换会发生大的动荡、大的战争。“修昔底德陷阱”讲的是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上个百年后半期主要是美国与苏联,发生了冷战。这个百年看起来是美国与中国,但能不能避免历史重演呢?这是很关键的问题,事关大局。

  力量转换的最大影响是导向问题,由传统的西方导向到非西方导向。欧洲工业化以来,主要是西方导向,包括发展范式、价值观、国际关系理论等。非西方导向的含义是什么?是包容性还是排斥性?怎么观察和定位?这些都值得观察与研究。

  力量转换导致霸权衰落,未来会出现争霸和形成新霸权吗?人们对霸权秩序不满意,但对争霸深表担心,对无霸权秩序充满疑虑。从以往的历史看,霸权的确立需要经过大战,把别国打下去,自己上来。未来的世界很难会发生类似上个百年的大战,会不会导致人类历史的霸权终结?

  全球化会深化,未来经济、技术等的分散型导向也会削弱一国独霸的存在基础。从民族国家制度确立以来,民族国家是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的基础。如今,特别是未来,互联网超越国家,各个方面的超国家力量越来越强。

  西方工业化创造工业化现代化模式,推动了世界的发展,让更多的国家步入工业化行列。现在,追赶型现代化模式出现了各种问题,导致了气候变化,威胁人类生存。物质生产为导向的工业化,随着世界人口和消费力的增加已经不能支撑。地球支撑不了100亿人的传统工业化模式。发展范式需要转变,但转变需要新范式,需要主导型推动力量。尽管人们提出了新发展观,但在认知上缺乏共识,在行动上缺乏跟进。比如,《巴黎协定》,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应对气候的公约,但美国退出,落实起来缺乏手段。

  这个百年的前50年中,拉动未来发展的力量范式到底是什么?最容易的方法是延续现在的模式,但面临人类生存危机。据预测,到2050年,气温上升3度,如果不能制止上升,则导致灾难。马克思说过,你们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我们改造的和你们一样。

  发展的最大挑战是气候变化,现在看来不乐观。在这个50年,能不能解决发展范式转变的问题,需要非常强的国际治理,但这又与前面的国际转变相矛盾,这是百年变局的最大风险,问题涉及各个方面。

  中国自身的战略设计与世界前50年的动荡期有矛盾。中国的明确战略定位是到2050年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目标,成为完全的发达国家,这会遇到世界大变局的一系列挑战。


  中国有能力推动世界向好的方向发展吗?这是个大课题。中国提出了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党的十九大文件英文翻译把“命运共同体”译为“community for a shared future”,直译过来就是“共享未来的共同体”,就是和平与发展的秩序。作为未来最大的国家,为世界带来什么,这个是个大命题,不仅我们自己,世界都关心。“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理想,理想与现实有距离,把理想变为现实需要卓有成效的实际行动,不仅是中国自身,也需要动员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共同努力。


二、如何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里谈三个问题。


(一)世界政治的重要变化———财富权利的转移


  1840年在欧洲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的时候,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关于工业制造品各占50%。那个时候像中国、印度虽然很落后,但是非西方国家的工业制造品在全世界占50%。到1980年,西方国家提供的工业制造品是90%,包括中国、印度在内的非西方国家占10%。到2010年,因为全球化、资本自由流动的原因,非西方国家包括印度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尤其中国是意外的大赢家。2010年,西方国家制造品占60%,非西方国家占40%。2050年可能就颠倒过来了,非西方国家占60%,西方国家占40%,甚至不需要等到2050年。这是一个有利于非西方国家的财富权力的大转移。


  财富权力有很多意义。西方在发展过程当中,通过“一进一出”而化解国内矛盾。阶级矛盾是一个老的概念,也是事实。在工业化过程中,任何国家的阶级矛盾都很尖锐。靠什么解决这个矛盾?“进”是战略掠夺来解决这个问题,日本在1905年和俄国一决雌雄。“出”是什么呢?很多人生活不下去了可以移民。爱丁堡1800—2000年这200年,移民数量是80%多,当地人可能不到15%,85%以上都移民出去了。到1920年左右的20年间,意大利的人口是3000多万,移民600万,1/5都走了,就这样还产生了墨索里尼法西斯。现在问题是,“出”不去、也“进”不来了。人口移民是反向的,阿拉伯难民往欧洲,中南美洲往美国。另外,非西方国家抢占了工业品市场,这个财富转移最重要的结果,是引起了西方各国国内的社会矛盾不断加剧,今天欧洲的问题、美国的问题,实际上都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发生的。财富权利转移引发了西方国内的矛盾。

  财富权力转移在此证明了霸权国家衰落的一般规律,从西班牙到英国再到美国,共同的规律是工业经济脱实向虚,西班牙开始白银资本带来了自己手工业的衰落,周边国家的兴起,法国、德国的兴起。英国19世纪末基本上工业让位美国、德国。这是一个财富转移导致的霸权衰落,具有不可逆性。

(二)财富转移带来文化权力的变化


  西方国家二战以后为什么发达?意识形态当中有自由民主这种政治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解释。我们看到,当没有财富权力的时候是怎样的,2008年以来财富转移的变化又意味着什么?自由主义民主无论在欧洲、在美国,在非西方国家,其号召力告一段落。新出现的是自发性的意识形态的复兴,一个是民族主义,一个是民粹主义。这两个东西不是建构起来的,它是天然迸发出来的,因环境的变化而出现。所谓民族主义,事实上就是以民族为单位的政治国家。在欧洲16世纪你问一个人他是什么人?他不会说是法国人、德国人,他会说是基督徒或者是天主教徒,是一个宗教的概念。今天,政治化意识形态式微以后,原生态的意识形态开始复兴,民族主义甚嚣尘上。另外一个叫民粹主义,左翼民粹主义相当于社会主义,右翼民粹主义其实就是民族主义。


  因此,世界政治一下子变得面目全非了,没有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普世价值流产,形成多元文化并存的时代。这是两个现象,一个是物质现象,一个是文化现象。

(三)世界向何处去


  我的总结目前是“无人区”。研究政治学的对于中国持审慎乐观态度,我们知道国内的问题是什么,我们国内的张力是什么?财富权利和政治权利之间的张力,这个张力怎么解决,这是党和政府未来相当长时间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难题。处理不好就出乱子。处理好的前提下,中国未来的前景在世界上处于什么地位?


  撇下国内问题不讲,我们只谈世界政治。中国作为一个“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参与者”,一些著名学者比如亨廷顿在著作当中反复使用这个1994年李光耀对中国的判断。假装看不到规模的意义是不行的。它带来的问题很多,“历史上最大规模参与者”的到来,可能会参与世界秩序的重组。这个世界秩序是什么呢?500年也好,300年也好,1700年以来形成的我们今天这个世界秩序。在世界秩序形成中,出现了很多战争,这些战争都是西方内部争夺主导权的战争,是1648年形成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世界秩序就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是西方人主导的,主导者从英国到美国。

  在西方过去300年里,就是西方人的游戏。这次中国来了,第一次一个非西方国家到来了。从“文明的冲突”角度来讲,伊斯兰文明没有核心文明国家,不会对美国构成根本威胁。但是,中国来了,可能会对基督教文明构成重大威胁。在这个意义上,确实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里的“百年”,不是100年,至少是300年、甚至是500年意义上的“大变局”。这是一方面从文明意义上讲的。另外一个层面是制度体系的不同,即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

  一个是文明系统,一个就是制度。这些东西的到来,意味着目前的世界秩序进入了“无人区”,向何处去我们不知道。谁先走出“无人区”,谁就能领导这个世界。

三、百年变局下的中国与国际体系


  如何理解和认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重要的视角是中国自身的定位,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我们常说,改革开放40年是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过程,西方学界和政策界这些年来也一直在辩论,中国相对于国际体系是一个修正主义国家还是一个维持现状国家?百年变局中一个具有重要体系意义的变量就是中国,中国的崛起。我们提出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究竟意味着什么?修正主义国家或者维持现状国家也许都不能准确描述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定位,也许可以说我们是在演进的国际体系中谋求正当地位的国家。


  以下从体系、制度和规范三个维度进行简要分析。


(一)体系秩序


  如何理解演进中的国际体系?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话语中,复兴于兹的体系是什么体系?在很大程度上,这应该是一个改良的体系,与变化的国际实力结构相匹配、在界定性规则和利益分配方面更具代表性的国际体系。复兴的过程是在改良的国际体系中谋求正当地位的过程,代表着中国与演进中的国际体系间一种新型的互动方式,是二者同时变化、共同演进的过程。中国既是促进国际体系演进的重要推动力量,本身也是国际体系的组成部分,随着体系演变不断进行自我调整。因此,融入、修正或维持现状也许都不能准确描述百年变局下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

  融入体系和维持现状主要是被动的进步过程,是学习、内化和被接受的过程,是西方教、我们学的过程。修正则意味着改变现有体系。一方面,过去40年来中国在国际体系中实现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规模高速增长,因此应该不具有从根本上改变现有国际体系的战略目标或意图;另一方面,从20世纪70年代初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历史性地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近年来,随着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和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国际关系学界也日益重视对非西方国家关系理论的研究。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讨论不同时空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国际体系。基于中国和大东亚地区的历史经验,学者们研究过天下体系、秦大一统体系、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等级体系、关系主义国际体系等等。这些体系都不同于现代威斯特伐利亚国际体系。也就是说,从欧洲实践中产生的现代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实际上也是一个次级体系,具有内在的地方特性,是随着欧洲力量的全球扩张而扩张的,并不具备天然的普适性。从二战后的东亚地区秩序也可以看出,为什么亚洲没有“北约”,这是一个双向认同问题。美国的自由霸权秩序在东亚的社会文化情境中实际上并没有完全落实下来。随着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的演变是必然的,在这个过程中,是否有可能在大国之间进行“大议价”(grand bargain),照顾彼此核心关切,改良体系秩序,实现利益平衡?这个有可能首先出现在地区和次级国际体系中。

(二)国际制度


  从制度上看,中国塑造和引领国际制度的实践主要出现在周边和大东亚地区,该地区有其独特的制度主义特点,也有制度建设的成功实践。东亚制度主义是软性制度主义,具有很强的务实性,制度化程度相对较低,在民族国家与国际制度之间存在相对较大的张力。过去20多年来的东亚一体化进程,以东盟为制度中心,以最小制度化的“东盟方式”为基本规范,不仅维护了地区稳定与和平,还推动了地区合作与发展,充满活力。中国是东亚地区制度进程的参与者、维护者和贡献者,通过地区制度合作分享增长,实现了大国崛起与地区一体化进程的并行发展。


  中国倡议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为学界和政策界公认的国际制度创设的成功案例。为什么它能够在短期内获得国际认可?作为中国倡议建立的国际制度,实际上亚投行的快速发展是中国与国际体系互动并实现共同演进的结果,是议价和相互协调适应的结果。成立亚投行的倡议是中国发起的,主要是因为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等现有国际制度无法满足基础设施建设需要,而且国际制度改革滞后,中国无法发挥与其力量相匹配的作用。从最初的设想到正式提出倡议,再到最终成立,亚投行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曲折过程。最初中方提出的有些议案和设想也引起过不小的争议。但是,中方迅速进行了调整,借鉴了现有相关国际制度的成功实践,接纳了现有开发银行的一些制度建设提案,并很快与世界银行和亚开行等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所以,整个发展过程是规则、利益和身份的相互调适过程。中方通过灵活务实的策略和战术调整,保证了长远战略目标的实现。这个战略目标就是通过规则和制度建设塑造体系,并同时谋求在体系中的正当位置。

(三)理念规范


  从观念、规范和价值体系来看,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和美式全球化的价值体系,是否有可能与东亚本土价值体系实现一定程度上的和而不同、和合共生?有学者做过一个规范研究,指出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的规范和话语能够成功进入西方规范和理论体系的最佳案例是《孙子兵法》。其成功的原因主要有两点:
一是《孙子兵法》没有过度的地方性,二是在规范上和话语上没有自我与他者的区分。它既体现了社会文化积淀,也具有普适性。《孙子兵法》这个案例也许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启示,去思考如何实现地方规范和话语体系,与西方主导的国际规范和话语价值体系的相互接近和融合。

  另外,还有一个本土规范与西方主导的国际规范互为补充、共同作用的案例,即中国和很多东亚国家所认可的发展和平,与西方普遍推崇的自由和平规范。有学者以联合国维和行动为案例,做过两种规范的比较研究。中国主导的维和行动一般先稳定局势,然后重点推动地方的相关发展项目,以经济发展促进长治久安。而西方国家主导的维和行动,以制度建设为重点,在稳定局势后,首先进行民主制度建设,以制度保和平。实践表明,在两种规范同时作用的地方,维和与建和的成效是最好的。最近几年缅甸的发展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一方面,缅甸开启了历史性的民主政治转型进程;另一方面,在稳定缅北局势过程中又主要遵循了发展和平理念,并积极争取中国支持,在中缅经济走廊建设中争取实实在在的发展利益。


  总而言之,从体系秩序、国际制度到理念规范,如何找到并实现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正当定位,如何实现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共同演进,是我们在“百年大变局”中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四、国际关系发展新周期的特点


  “百年大变局”的新格局体现在两个层次,这两个层次是相互之间有前所未有的历史关联。世界在变,中国也在变,中国向往变革的烈度是在改革开放40年中间最大的。我们经历过最大的变局就是改革开放。但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个逐步由上而下的过程。今天中国有可能开始进入一个自下而上新的变革的过程。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学术的研究。中国的变革同样是特朗普说的双向的过程。


  世界的变化,我总结为四个。


  第一个是权利结构。东西方的平衡前所未有地出现。


  第二个是传统政治路径的选择,比如所谓“普世价值”,欧洲的民粹主义,右翼势力的上升等。


  第三个是身份认同问题。我们讲全球化时代,世界观念、意识形态前所未有的碎片化。所以,身份认同危机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这个恰恰是非常简单的基本社会现象。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对某些观念、某些建制、某些体制产生适应,过一段时间产生内在的紧张矛盾要进行新的调整。所以,对国际关系认识的观点很简单,就是一种社会生活,包括社会生活的所有特点。


  第四个是治理机制的危机。无论是全球治理、区域治理,还是国家治理,都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未来的新趋势、新特点、新方向,回到国际关系研究,就是国际关系的变化发展都有周期性的规律,现在是一个新周期的开始。新的周期有三个非常重要的显著特点。


  第一,再全球化。原来全球化依赖的好的积极的东西,现在正受到巨大的挑战和否定。我记得2008年以前到欧洲到美国去,特别是到欧洲非常典型,欧洲讲的后工业主义变成后现代主义,还有一个是后城市主义。欧洲觉得这种超民主主义的这种生活方式会持续,今天来看不能持续。

  另一个问题就是美元,我们知道美国是金融资本主义,金融业服务业占了80%。过去30年两个国家最成功,一个是中国,一个是美国。美国过去30年GDP翻了一倍的国家,美国实体经济没有任何衰退反而在往前发展。但是美国有结构性的问题,中下层的收入分配,包括社会分工明显,所以民粹主义在上升。

  第二,再意识形态化。传统的自由国际主义、美国最基本的霸权价值观现正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自由国际主义在做非常大的调整,美国正在对责任义务和利益平衡的战略思考方式做重新改变,美国在回归很简单的所谓的民族国家,中心主义的大战略。不仅在经济上,安全上更是如此。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是新周期的第二特点。确实,世界的主流意识形态已前所未有的多样化:

  一类是美国变成了另类主义,美国人自己都觉得跟以前不太一样了。如美国媒体说,特朗普是否是俄罗斯利益的代言人,不再是简单为了选举甚至为了特朗普本人的政治和经济的生涯。

  二类是中国和俄罗斯为代表的新权为主,我们同样高举这方面的大旗。欧洲变成了弱自由主义,今天都是很大的问题。英国“脱欧”是英国意识形态的选择,也是英国的利益选择,还是今天新的政治和社会主张。

  三类是发展中国家意识形态在多元主义,马来西亚92岁的马哈蒂尔赢得了大选,沙特也在进行世俗化的改造,委内瑞拉的社会主义革命成了一场笑话。发展中国家意识形态空前的多样。越南现在也在寻找民主社会主义的发展。

  今天,国际关系中意识形态的最活跃的实验场是发展中国家,不是简单的依照西方模式和东方模式,而是在寻找适合自己的模式。

  第三,再国家化。人们看到全球治理和区域治理在明显推迟。我们看亚洲如此,非盟如此,再看欧盟,若德国、意大利再“脱欧”,欧盟就有解体的危险。当整个世界转型开始、新的周期出现的时候,各国唯一能做的就是把国家实力弄强,重新回归民族主义的崇拜和对政治强人的依赖。日本是个典型。安倍提出要推行新国家战略,日本二战后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公开地、而且在取得全民共识的基础上推进大国政策。土耳其也是一个典型,埃尔杜安似乎在恢复奥斯曼土耳其的所谓大国地位。再来看印度,更是前所未有的自信心。

  未来世界不那么灰暗。但世界政治新周期的特点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对世界政治的改善?尚有疑问。

  习近平主席讲“百年大变局”,与十九大是完全吻合的,就是强调中国前所未有的走进世界舞台的格局。这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最重要的注解。从这个角度来说,百年大变局,是因为中国在国际权利财富和利益分配中,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中心。但问题是我们缺乏一个认识,即大国崛起不仅是荣誉,更是风险。这个风险在当今时代不是简单的战争与和平。

  新的世界政治发展周期的未来,中国到底是进一步能够缩短和美国的差距,还是像80年代末一样日本重新与美国之间拉开差距、出现断崖式的下降?从国际关系史上说,真正成功崛起的大国屈指可数,中国可能又一次面对大国崛起的前所未有的战略挫折,这才是我们需要去分析的问题。

五、世界形势的不确定性和第四次工业革命


  当前世界形势的总特点是不确定。从2016年开始,世界形势进入比较长的不确定期,起点就是英国“脱欧”,美国选出特朗普。这个不确定期大概有几个东西是比较确定的:


  第一,贸易保护主义,特朗普离开了美国还会搞贸易保护主义。


  第二,民粹主义,左右两派都有民粹主义。还有一个是身份政治,导致西方各国国内的矛盾很尖锐。


  第三,强人政治将是今后的趋势,之前在俄罗斯出现,问题是现在美国也走向强人政治,特朗普非常迷恋自己的权力,马克龙也是如此,东欧许多国家也是一样。强人政治是新常态。


  第四,大国博弈重新成为国际政治的主题。


  世界进入到一个比较长的不确定期。今后出路怎样?尚不清楚。我个人推崇的出路是大国协调,就是模仿19世纪初的欧洲协调。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欧洲人开了一个维也纳会议,当时的奥匈帝国首相梅特涅提议搞了一个五国协调机制,包括英国、沙俄帝国、法国、奥匈帝国和普鲁士王国,这个大格局就叫做欧洲协调,它帮助欧洲地区大致稳定了100年,直到一战爆发。中国能不能主动建议一下,这对于世界稳定有好处,这个是捷径,能做到最好,做不到也没有办法。

  世界进入不确定期的原因有几个:


  第一,过去30多年的全球化有一个意识形态,即新自由主义。这一轮全球化起点是1979年撒切尔革命和1980年的里根革命,这两个革命在他们内部叫保守革命。但实际上现在学界讨论叫新自由主义,即恢复19世纪在英美盛兴的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有正面作用,就是它提倡竞争,提倡私有制,效率会比较高,导致财富的增长、贸易的扩展。但也有问题。因为它是市场化的,市场化的导向非常明显,通行赢家通吃原则,必然导致贫富分化。事实上,各国在过去30年贫富分化都比以前严重很多。贫富分化必定导致中下层广泛的不满,中下层不满一定会酝酿左右两派的民粹政治盛行,民粹政治又必然有强人来利用,之后进入强人政治。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第二,西方内部问题突出,对外部世界的主导力下降。西方的问题首先是人口老化,日本、韩国、俄罗斯、欧洲人口绝对老龄化,人口减少。美国人口还行,但是内在比例出问题了,白人比例急剧减少。另外,西方福利负担相对较高,影响它的经济效率和投资。欧洲国家在数字经济上几乎没有投资,政府财政全吃了(网上说中国的税收太高,其实中国税负是中等的,另外中国财政开支一半是用在跟经济有关的项目上,开发区,修路,都是升值的),所以,它的福利太高,效率下降,竞争力下降。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内部政治分裂,影响了国家治理效率。总之,西方的内部矛盾必然导致外部主导力下降。

  第三,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群体崛起。尽管中国经济增速比之前下降一点,增长率从10%到6%,但相对还是比较快的,除了中国,印度、印尼、越南等新兴国家也不错。

  第四,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到来,西方和新兴国家都有机会,西方主导世界的生产力基础不能确保了。这可能是习主席说世界正在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根本依据。

  有些人认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它已经来到我们身边,他们认为5G+物联网就是第四次工业革命。在去年天津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论坛创始人施瓦布教授就认为以5G技术为基础的物联网就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由于中国华为公司的5G技术是最好的,中国三大电信运营商的5G投资最多,加上中国的物联网投资巨大,所以,如果5G+物联网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话,中国已经领先了。

  当然,更多的人特别是科学界的人都认为第四次工业革命是听到脚步声,但还没有到来,他们把基于5G的物联网归于计算机革命的网络阶段。科学界一般认为,工业革命是三次:一次是蒸汽机,一次是电气化,一次是计算机。我们目前处于计算机革命的网络化阶段,计算机产生一个阶段,然后计算机小型化是第二阶段,网络是第三阶段。前三次工业革命全是英美贡献的。第一次工业革命蒸汽机是英国,第二次电气化和第三次计算机是美国。因为三次工业革命都是他们创造的,所以他们拥有了国际政治、世界经济的主导权,包括语言、金融以及各个行业的标准。

  但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现在还没有完全到来。如果把物联网排除开,那么第四次工业革命存在于如下五个方向:第一个是新材料,现在所有的电子产品都用硅芯片,但是基于硅晶片这种材料的电子技术到了极限,证据是摩尔定律失效了,下面的工业革命,将是基于崭新的材料石墨烯。第二个是基因工程,第三个是人工智能,第四个是量子工程,第五个是新能源。

  这五个方向上,美国的技术积累很好,属于第一梯队。值得重视的是,中国现今在五大领域全面参与,而且水平不差。客观讲,我们跟欧洲和日本在重组第二梯队,韩国、俄罗斯、印度属于第三梯队,没有能力全面参与,只是选某些点参与,大部分国家是第四梯队,没有参与的资格。

  未来十年,中国非常可能从中欧日第二梯队脱颖而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竞争将在中美之间展开。这个是过去500年中没有的大变局,过去500年工业革命都是西方参与,这次工业革命是东西方同时参与。这对于中国是机会,对美国是巨大的挑战。

  我注意到,去年习近平主席在外交上有两大新论断:一个是百年未有的大变局,还有一个是金砖国家要组成第四次工业革命联盟。我的理解,就是习主席大概注意到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到来,而且认定中国有一定的机会,希望和新兴国家分享这次机会。

六、从民粹主义的崛起到历史的回归


(一)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


  20世纪20年代末以来,西方民主国家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29年大萧条之后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包括大萧条所带来的经济灾难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巨大损失。这段时间西方各国重在发展经济,尤其是二战后的经济重建,但同时也强调经济平等,并通过社会福利等政策来减少社会不平等。


  第二个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一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这段时期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处于主导地位,它与罗斯福执政所代表的旧自由主义相反,把经济自由放在首位,主张减税和监管,对社会平等的重视度明显下降。

  第三个阶段从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到现在。这个阶段也发生了一些重大政治事件,比如2009年爆发的茶党运动,美国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以及2016年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这个阶段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民粹主义政党在欧洲各国崛起,在本国的议会选举以及欧洲议会的选举中赢得了不民粹主义有左右之分,前者包括美国的桑德斯现象和占领华尔街运动,还有希腊和西班牙的左翼政党,后者包括法国的“国民阵线”以及特朗普现象。总的来说,当前是右翼民粹主义完全压倒了左翼民粹主义。我认为这个阶段还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10年或者20年。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右翼民粹主义在当前西方民主国家盛行呢?这里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与经济有关,也就是社会财富分配不平等的加剧。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2014年出版的《21世纪资本论》对西方国家的经济不平等有特别详细的描述。现在西方学界的基本共识是,贫富悬殊在很大程度上归咎于新自由主义,包括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它给国内的工人阶级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二)身份政治的悲剧


  右翼民粹主义上升的另一个原因是身份政治的崛起,或者说,右翼民粹主义是对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西方逐渐盛行的所谓“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强烈反弹。简而言之,二战后20多年的经济繁荣,让西方社会很多年轻人更看重价值观的表达,而不是物质上的稳定。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包括个人自由、性取向自由、平权运动、政治正确、环保、人权等等。在美国,民主党是身份政治的大本营,其支持者大多数是少数族裔和性取向方面的少数群体。然而,身份政治的悲剧在于,它更多是一种自我表达和要求得到尊重的诉求,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再分配。现实却是,绝大多数普通老百姓还是更关注切身经济利益,而不是诸如某些极少数群体在上厕所的时候被公平对待的权利。经济上的日益不平等,再加上价值观上的冲突,造成了右翼民粹主义急剧盛行,这也是民主党在2016年失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总之,西方所谓的“白左”倡导的身份政治,在美国国内和西方国家引起了强烈的反弹。再举个例子,特朗普政府现在开始倡导一个新的概念,就是民族国家。美国国务卿蓬皮奥前段时间有个讲话,说的就是美国要重新成为一个民族国家。美国的政治精英,不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很少用民族国家来描述美国,也很少用民族主义这个词来描述美国人的爱国热情。在他们眼中,美国人爱国是爱国主义,不是民族主义,也就是说这个词是带有一定贬义的。这中间的原因,是他们认为美国是例外的,因为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那么,现在开始说美国是一个民族国家,是什么意思呢?

  这其实回到了亨廷顿所说的“我们是谁?”这个身份问题。一个包含世界上所有文化的美国是不是美国?至少美国国内反对身份政治的很多人认为,答案是否定的。一个多元的美国根本不是美国;文化多元主义把美国变成了联合国,而不是美国。他们认为,美国的特殊性在于其西方性,也就是以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为核心的价值观。

(三)从历史的终结到历史的回归


  人类历史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政治发生了三大重要事件:一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二是中国的崛起,三是西方民粹主义的盛行。西方各国经济低迷的时候,中国的发展势头却很旺。这与福山提到的西方国家的政治衰败有密切关系。中国的特色之一是有效国家,而西方国家当前面临的一系列挑战,似乎正是由于有效国家的缺失。



由此,我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中国和西方国家面临的挑战是不一样的。有学者在研究南欧国家后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没有发展的现代化,大概意思就是,虽然实现了城市化,但是城里就业机会很少,缺乏稳定的工作。中国面临的挑战可能是相反的,也就是没有现代化的发展。为什么这么说呢?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实现了经济腾飞,这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也是每个普通中国人都能感同身受的。中国现在到哪里都能看到发展,但是我们在国家治理的诸多方面还有不少欠缺,需要进一步现代化。

  福山提出过“历史的终结”,我想提出一个“历史的回归”。什么意思呢?21世纪以来,四个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力明显增加,它们是中国、俄罗斯、印度、土耳其。这些国家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明,但是后来都衰落了,并且被西方国家殖民或者羞辱过。现在这四个国家又在世界舞台上崛起。用它们英文名字的第一个字母,这四个国家被我叫CRIT。我觉得,这四个国家的崛起并不意味着“文明的冲突”,而是一种“历史的回归”,也就是历史发展的周期性。但是美国的大多数精英一直觉得,美国是一个自由民主国家,因此美国的霸权是跟以往的霸权都不一样(例外的),是不会衰落的。然而,既然自然界有四季变更、潮涨潮落,人有生老病死,那么美国也必须接受自己也有衰落的一天。但是现在大多数美国精英是不愿意接受这样的历史周期。这也是当前中美关系处于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来最低点的一个重要原因。



责任编辑/康巳鋆 顾心阳



文章来源:《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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