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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巍:中国国际关系学者的代际传承与超越
发布时间:2019年05月22日  来源:周边外交研究微信公众号  作者:云南大学  阅读:148

编者按:2019年5月10日上午,察哈尔学会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李巍教授莅临云南大学“东陆高端论坛”和“周边外交论坛”,为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师生带来了一场名为《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与中国的学术创新契机》的精彩讲座。在讲座中,李巍教授围绕“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变迁”、“中国的世界性大国地位及后果”、“中国学者的代际传承与超越”、“新一代中国学者的理论创新契机”四个方面进行了专业和独到的分析。

今天是第三部分,题目为“中国国际关系学者的代际传承与超越”。


  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在不断变迁之中,今天面对这样一个新的国际环境,中国学者如何理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科在过去40年间是如何发展演进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又经历了哪几代学人?这些学人为我们的知识积累做出哪些贡献?在这一部分中,我将集中谈一谈我对这几个问题的理解。


一、重视学术传承


  我们需要形成自己的国关学术史与学术传承;在学术作品的引用中,应当做到中英文文献并重。


  目前我们所使用的国关教科书大都是建立在美国的教科书基础之上的,却几乎没有一本国内的教科书集中梳理中国的国关学术史。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授课,一个最大的感触就是学生对于西方学者特别熟悉,对各大理论流派的学者及其研究耳熟能详,这说明我们国际化程度正日益提高,在国际关系研究上已经具备与西方人对话的平台;但另一方面,我发现只要问及80、90年代中国有哪些学者在研究什么问题时,年轻一代的学生是比较漠然的,这反映了我们本土的学术传统没有得到传承。


  西方学术界很重视对自身学术研究的归纳与传承,比如《国际组织》杂志一般每十年就要总结过去一段时间内杂志所发表的学术成果与研究特点,再向非西方世界“推销”自己的学术成果。我观察国内一部分学者与学生的写作,存在一个并不良好的习惯,即热衷于引用西方的文献,却对国内同行的研究成果进行有意或无意的忽略。我希望我们(包括年轻一代的学者、学生)能够逐渐改变这一习惯,给予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以充分的重视与尊重,引用彼此的学术文献,这有这样才能形成比较健康的学术风气和比较良好的学术共同体。国内在国际关系各大领域也开始有不少出色的研究,通篇只有英文注释的学术作品并不一定就是高水平的表现。

二、我国学者代际划分:五代学者的学术环境、学术任务和学术贡献
       
第一代学者的贡献:推动中国的外交转型;着手文革后的学术机构重建;推动高校里的学科起步


  第一代学者集中于1952年之前接受大学教育。由于1952年中国大学进行了院系大调整,在此之前接受的大学教育与民国时期的大学教育方式与特征较为相近。到1979年改革开放时期,这一代学者大部分已经年逾古稀,做了最后却也是无可取代的学术贡献。


  这批学者主要是老一代学院派纯学者,比如王绳祖教授专注于国际关系的史学研究,以北大的赵宝煦教授为首的学者则着力于政治学研究。第一代学者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一批参加过革命的外交官,主要以宦乡和何方为代表,他们与学院派的学者不同,更偏重于对重大现实性国际问题的研究。

  此外,以李慎之、资中筠先生为代表的几位长期跟随领导人的专业翻译官也在第一代国际关系学者之列,他们接触外文与国际环境的时间与机会较多,承担着推动中国外交转型的基本使命。这些学者普遍认为,中国革命性的外交不可持续,必须推动中国进入到一个正常的外交新时代,那就是融入到既有的国际体系;中国既然无法打破这一体系,就只有积极融入并在内部对该体系进行改造,而非在体系之外充当“造反者”。

  第一代学者还着手文革后的机构重建,包括推动高校国际关系学科建设的起步。但由于这些学者在复出的时候年纪较长,大多数在不久后便陆续退休。


第二代学者的贡献:推动了独立学科的形成;培养了第一批专业博士;展开了大规模的学科建设;进行第一轮的教材建设


  第二代学者主要是文革前(即1952年和1960年之间)接受大学教育,他们集中出生于1930-1945年之间。这一代学者最大的特点是在教育体系尚未遭到彻底破坏之前接受大学教育,但由于“文革”之前国内尚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学科,这批学者基本都来自其他的不同学科背景。


  比如,具有科学与社会主义专业背景的梁守德、冯特君、李景治等先生都属于第二代国关学者,他们是从科学与社会主义学科转型到国际政治研究。在我读书的年代,国内国关教材基本都出自这些学者之手。

  还有几位著名的国际关系学者从历史专业转型而来,如方连庆、刘金质、朱明权等教授等(北大的袁明教授出生的年代正好介于第二代和第三代之间),他们所撰写的国际关系史是我们读书时的必读书目。

  来自于外语专业的学者,比如复旦大学的倪世雄教授是第二代国关学者的重要代表。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较早获得了在当时尤其难得的赴美留学的机会,使他们最早拥有接触与学习西方文化的特殊优势,进而推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中国的传播。

  此外,当时还有一些经济学者从世界经济的角度切入到国际关系问题的研究。世界经济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学科,它与西方经济学有所区别,从传统看他们主要是从事国别经济的研究,而国别经济与国别政治联系紧密,属于广义的国际问题研究,因此他们也是国内第二代国关学者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在此基础上,如今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的的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和亚太研究院这两大国际问题研究机构都具有世界经济的学术研究传统。

  这是第二代学者的主要构成,他们的最大贡献是推动了国内国际关系学科的形成,并在20世纪80、90年代培养了中国第一批国际关系专业博士。

  第二代学者还展开了大规模的学科建设,主要包括第一轮教材的撰写,教材内容涵盖国际关系史、国际政治学、国际组织等多个领域,大规模介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也是从这一代学者开始的。

第三代学者的贡献:大规模引进西方的理论;展开方法论的辩论;形成了初步的理论分野及学术流派;进行了第二轮学科(教材)建设;改造学术期刊;深度介入外交政策的辩论


  第三代学者主要是80年代,即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一批大学生成长起来的,他们在90年代开始登上学术舞台。这一代学者如今不少已退休,但也有几位学者仍然活跃于国关研究舞台。


  第三代学者的主要贡献包含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开始大规模引进西方的理论,并且展开中国第一次方法论的辩论。这一代学者开始关注研究方法。中国拥有深厚的人文根基,但社会科学的传统一直比较欠缺,中国学人在过去较长时期内未能把科学的精神引入到社会领域的研究当中。但从这一代学者开始,由于有些学者是在美国取得的博士学位,在学成归国后也有意识地引进美国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科学思维,即把国际关系当成一门科学,强调研究的对象是客观,而非主观的。

  第二,形成了初步的理论分野和学术流派。比如,在西方国关研究的既有概念和话语体系下,中国开始出现明确的制度主义者或自由主义者,其研究所体现的全球主义倾向比较偏向自由主义或者理想主义流派;同时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的话语体系也在中国获得了很大发展。

  第三,进行了第二轮的学科与教材的建设,同时最近几年开始出现将国际关系建设升级为一个一级学科的问题。

  第四,对中国的学术期刊进行改造。中国主要学术期刊的发展趋势是,期刊所刊登的作品基本都是从篇幅短小的学术评论逐渐“进化”为形式与内容更为严谨的学术论文。一些重要的国际关系中文刊物的转型都是在这一代学者的领导与推动下实现的。

  第五,深入介入了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主要外交政策大辩论。第二代学者主要在大学里从事基础性的学术研究工作,但第三代学者已经开始介入重大的外交政策辩论。最近二十年的重大外交政策辩论,我们都可以听到第三代学者的声音。

  最后,开始诞生一些代表性的理论创新成果。

第四代学者:目前是中国主要学术机构的领头人


  第四代学者是当下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主力,他(她)普遍出生于1961-1976年。大致以“文化大革命”结束为标志,这一代学者是中国学术体制恢复正常之后的第一代学者,在他(她)们的大学时代,大学教育是高度精英化。如今,这些学者基本都成为了中国主要学术机构的领导人。根据出身经历,第四代学者还可以细分为两代,即1960-1966年之间(即“文革”之前)出生的一代和1967-1976年(“文革”期间)出生的一代。


第五代学者:目前最新一代的学者,也是压力最大的一批学者


  第五代学者集中出生于1977-1989年,目前正在逐渐成为国内国关学术共同体的主力成员。他(她)们是改革开放的一代,是大学扩招的一代,是独生子女的一代,也是精英意识退场的一代,以及担负高房价压力的一代。在第四代学者上学期间,大学高度精英化的;但到了第五代,大学教育已经普遍化、大众化。大学的扩招还使第五代学者面临更大的工作竞争压力,此外还有高房价的生存危机,这些因素都直接或间接干扰着这一代学者的学术创造,并塑造着他们的学术风格和学术气质。


  以上是我对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五代学者的代际划分及其特征的理解。



责任编辑/康巳鋆 顾心阳



来源:周边外交研究微信公众号,2019-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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