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国外交的特点之一就是多元化外交。这意味著，中国希望与所有国家以及国际组织发展关係。当然，出色的外交工作必须以学术研究为支撑。换言之，学者能以自己的一技之长为国家的外交工作作出贡献。迄今为止，中国已经与180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一了不起的成就意味著，学者的用武之地在不断扩大。无怪乎澳门城市大学成立了葡萄牙语国家研究院，澳门科技大学已培养了数十位与国际关系有关的博士研究生。
毋庸置疑，近几年，随著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国别和区域研究已成为一门显学。许多大学成立了国别和区域研究院、研究所或研究中心。与这一学科有关的会议、著作和论文为数不少。这一现象当然是可喜可贺的。
但学术研究是无止境的。因此，如何进一步做好国别和区域研究，依然是一个有待回答的问题。例如，我曾参加过不少讨论「如何推动国别和区域研究」的会议，也看过一些与这个问题有关的文章。我越来越感觉到，如何讨论「如何推动国别和区域研究」，同样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当然，两个「如何」是不尽相同的。
关于如何讨论「如何推动国别和区域研究」，我们必须区分三个层面：知识层面、技术层面和政策层面。知识层面就是与具体的某个国家或某个地区有关的知识，如A国为什麽发生政变，B国为什麽与美国关係不和，C地区为什麽不能加快经济发展，等等。这样的知识层面上的问题数不胜数。
技术层面上的问题也有不少，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如何确定与国别和区域研究有关的选题，如何撰写决策谘询报告，如何使决策谘询报告获得批示，如何提高论文的文字品质，如何开展实地考察，要不要使用理论以及使用什麽样的理论，如何向企业「拉赞助」等等。
政策层面上的问题就是学者们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例如，国别和区域研究能否成为一级学科，能否为小语种增加博士点和硕士点，如何使小语种的青年教师获得更大的上升空间，国际关係学院是否应该开设更多的与国别和区域研究有关的必修课，要不要撰写国别和区域研究教材，如何应对C刊（核心期刊）制度对小国家国别研究的负面影响，如何调整外语院校的课程设置，外语院校如何落实「1+X」或「双轮驱动」，如何使外语学院的学生成为「複合型」人才，如何评估教育部的所谓「备案中心」和「基地」的品质等等。
应该指出的是，在讨论「如何推动国别和区域研究」这一问题时，不能把上述三个层面混为一谈，必须区别对待，分开讨论。例如，知识层面和技术层面上的问题更多地与学者的研究方法和知识积累有关。而政策层面上的问题则与国家的决策部门（如教育部）有关，亦即国家如何为推动国别和区域研究提供政策上的保障和制度上的便利。令人欣慰的是，有关政府部门的官员经常应邀参加与国别和区域研究有关的会议，并在响亮的掌声中致辞。
令人遗憾的是，有些高大上的国别和区域研究论坛，常将上述三个层面混为一谈。其结果是，学者A在介绍他研究的某个国家的经济形势，学者B在抱怨小国家的论文难以发表，学者C则在呼吁为国别和区域研究提供更多的经费。甚至还有人不厌其烦地谈论国别和区域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样的论坛，东一榔头，西一棒槌，未必能为如何推动国别和区域研究提出一些真知灼见。综上所述，如何讨论「如何推动国别和区域研究」，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责任编辑/唐春云 徐坤阳
作者：江时学，上海大学拉美研究中心主任，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来源：国关国政外交学人公众号，2020-0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