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新冠肺炎肆虐，中国采取果断全面的防控措施，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并积极与他国分享“抗疫”经验、提供医疗物资和技术支援，充分开展公共外交活动。疫情对国际关系、国际合作、民间交流、国家形象、全球治理等产生了深刻影响，也为公共外交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2020年中国公共外交研究主要围绕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的公共外交、新媒体环境下的公共外交、多元互动背景下的公共外交等方面展开，学者们还对美国、德国、俄罗斯等国的公共外交进行研究，以资借鉴。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的公共外交

“信息疫情”与公共外交

新冠肺炎肆虐所引发的不仅仅是一场疫情大战，更是一场舆情博弈战。2020年2月13日，世界卫生组织在新冠肺炎疫情研究会上，就将“信息疫情”列入优先研究议题之中，指出了比疫情传播更快的虚假新闻的严重性。在2020年的相关研究中，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梳理了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新“黄祸论”、“生化武器”论等八类抹黑中国的论调；王义桅在《做好疫情公共外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已被‘话语体系化’”；孙明、孔祥龙在《国际舆论视域下的中国抗疫行动与公共外交》中分析了“中国病毒论”“借疫获利论”等涉及中国抗疫负面论调的报道热度趋势等。面对将中国抗疫举措政治化、标签化和污名化的国际舆论场，陆佳怡在《“信息疫情”语境下的公共外交》中总结了中国驻外使领馆通过信息发布、释疑解惑、阐明立场和倡导理念等向驻在国及国际社会传递中国声音的关键举措，为其他公共外交主体提供借鉴。孙明、孔祥龙指出，中国应“更深入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促进多主体多领域全球合作，以人为本地讲好抗击疫情的鲜活故事”，以“有效影响国际舆论、争取国际社会理解支持、推动建构新时代中国良好的国家形象”。

全球抗疫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学者们将抗疫外交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紧密联系，王义桅认为“认识中国、认可中国和认同中国”的原则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相关实践是做好疫情公共外交的关键。孙海潮通过《新冠肺炎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专文强调，“无论是中国举国一致团结抗疫，还是世界各国对中国控制疫情的援助支持，都在同舟共济中体现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伟大实践。”于洪君在《全球抗疫背景下的国际合作与对外传播》中指出，在抗疫背景下“各国必须更深刻且全面地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命运与共的本质属性”，我国的对外传播“既要适应当前全球抗疫的新形势、新特点，又要服务于推动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史安斌、童桐也指出，后疫情时代我国公共外交的主要任务是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以世界主义为代表的普遍认同话语之下得到肯定。

讲好中国抗疫故事与展现中国大国形象

新冠肺炎疫情不仅是中国公共卫生体系面临的巨大挑战，也是中国国际形象构建过程中遭遇的巨大挑战，贺文萍在《抗击疫情与中国国家形象塑造》表示“应把疫情的挑战转化为中国国家形象塑造的机遇”，通过讲好中国故事实现。事实上，通过各方努力，中国力量、中国精神、中国效率在此次疫情中已得到一定程度的展现，张辉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的公共外交浅析》就概括了中国在疫情公共外交活动中以大使、专家学者等为主体，以《人民日报》、中国外文局等为主要媒介向海外受众传递中国智慧的成功实践；翟慧霞、张键的《疫情防控的公共外交“战场”》分析了中国通过人文交流、媒体传播、研究分享等方式向国际社会讲好中国抗疫故事的成效。但是在后疫情时代，如何在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下讲好中国故事仍值得进一步探索和思考，孙敬鑫在《讲好中国抗疫故事的探索与思考》一文中提出，讲好中国抗疫故事离不开重要思想的指引、全体人民的共同参与、全媒体可视化呈现、艺术化展示的综合使用、策略技巧的灵活运用。 

新技术对公共外交的影响

新平台对公共外交的影响

学者在肯定新媒体公共外交使传播更“软”、更“小”、更具人性化的同时，也指出了其可能出现的伦理问题。对此，赵鸿燕、李金慧的《伦理对道德的超越：新媒体公共外交的伦理探讨》思考了新媒体公共外交与传统外交的伦理区分，以及新媒体公共外交存在的伦理限度，进而探讨新媒体公共外交伦理的可能性发展。

民间外交

论坛、盛会、节庆外交

周萍萍在《北京—东京论坛的公共外交意义》中梳理了北京—东京论坛十五年来如何影响和引导中日两国的公众舆论，为促进中日关系的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刘书凝以上海世博会为例，研究地方国际展会品牌的塑造如何促进他国民众、投资者、媒体对本国的了解，成为公共外交的新手段。钟新以中国驻外使领馆新中国成立70周年全球公共外交活动为例，探讨了《节庆外交的互动模式与本土化创意策略》，从中概括了多元主体、多元渠道、多元资源参与的节庆外交新形式。万立良也在《国际盛会背景下国家形象的对外传播》中指出，各国应抓住国际盛会带来的新契机，通过加强国际发声体系建构、提升话语权、多媒体多主体共同发力、捕捉国际热点等再塑国家形象。

博物馆外交

裴严华在《博物馆的外交潜力》中，将博物馆想象成一个能促进相互理解、弥合群体间鸿沟的地方，认为博物馆是公共和文化外交中重要的非国家参与者，其有潜力通过外交努力为缓解文化冲突作出贡献。

公司外交

柯银斌的《公司外交及其能力提升》一文讨论了公司外交的要素构成和公司外交能力的提升途径。

郭金峰梳理了俄罗斯软实力建设的理论、工具及绩效；徐向梅在《俄罗斯公共外交体系建设及对西方的公共外交》中，总结了俄罗斯公共外交注重对领导人形象的塑造、以俄罗斯海外侨胞为重点对象、通过严厉的手段为树立国家正面形象而斗争的鲜明特点。贾渊培、宋琼探讨了《西方对俄罗斯舆论战方式及其应对策略研究》，指出俄罗斯通过全面开展公共外交活动减少或者消除妖魔化行为和“俄罗斯威胁论”的影响来改善俄罗斯国家形象的应对策略，可供中国反围剿舆论战借鉴。

德国的公共外交

唐小松、周歆可在《冷战后德国对东南亚地区的公共外交探析》中提出，中国需要借鉴德国经验，加强在东南亚的软实力建设，并注意谋划与德国有共同利益的外交活动，促进中德间的良性互动以及在东南亚各国更深层次的合作。卢奕尧浅析了歌德学院的跨文化传播策略，为中国孔子学院的跨文化传播提供“坚持独立性原则”“坚持文化自信，化干戈为玉帛”“加强与本土文化的交融与碰撞”等启示。

美国的公共外交

吴赟以美国富兰克林图书项目为例开展图书外译传播的公共外交实践研究，为中国图书外译传播提供“淡化政治色彩，转变政治主导职能”“传递价值观，实现双向互动”“考虑文化变通性，建立多样化叙事策略”等经验。尹君、李晓露分析了《美国非政府组织在柬埔寨的活动及其对澜湄合作的影响》，强调中国在此背景下应支持中国社会组织走出去，关注当地民众利益，与当地政府及非政府组织合作开展援助项目，搭建“民心相通”之桥，提升中国国家形象。彭伟步在《美国智库全球舆论生产与公共外交缺陷》中认为，当前我国面临美国政府的强力打压，我国政府和企业可通过适当向美国智库提供研究经费、成立中美联合智库等方式，避免误判、增进了解，实现中美之间的良性互动。 日韩的公共外交

刘吉文在《公共外交视角下的韩国卫生外交》中分享了韩国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全力开发抗疫科技产品构建先进医疗国家形象、发挥“名人效应”隔空助力民间外交等创新举措，为中国抗疫外交提供新思路。程蕴的《试论战后日本公共外交运作模式的演变》一文，总结了当代日本公共外交形成的“议程设置式公共外交”“商业模式公共外交”“嵌入式公共外交”三种改良型运作模式。莫艳通过日本公共外交与国家软实力构建的研究，为中国软实力构建提供了“提高对外援助政策的针对性”“加强对外援助的多方合作”“注重各层次的民间交流”等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