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公共外交的作用受到政府、学界和民间的广泛重视，这是值得高兴的现象；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对自己的国际形象的关注，并努力通过政府的主导，在海外塑造正面的“中国观”。
　　既然公共外交的主导力量是政府，而其主要受众是外国民众和官员，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自然成为一个国家的公共外交的主要目的。维护主权、统一及领土完整是我们的“核心国家利益”。在此之下，还有一系列的相关利益，它们因由时间和空间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呈现方式，例如，和平与发展、维系睦邻关系、建构“和谐世界”，成为我们外交活动的重要一环。但这些理念受到不同国家的政治结构、经济发展、宗教文化等因素的制约和影响。阿拉伯世界所理解的和谐与欧美国家所理解的和谐有着不同的内涵和外延。
　　因此，我们在推动公共外交时，要使自己的国家利益以当地民众能够理解和接受的话语来表述。这需要我们因地制宜、因时而变，不能以划一的模式来实施公共外交。我们固然需要另起炉灶，建构一套以中国国家利益为核心的话语体系和机制（这也是我们目前对外宣传部门的主要努力目标）。但与此同时，我们还应主动通过所在国家的主流媒体——它们的知名度和中立性相对较高，以灵活的和对话的方式，而不是居高临下的说教，直接或间接地表述我们的国家利益，其目的未必是要使外国人接受，而是希冀获得理解。（例如，通过历史证据、文化和经济联系，说明西藏是中国的有机组成部分）。
　　公共外交的最终目的和最高境界是使外国公众不仅理解、而且接受自己的国家利益，并将之转化为相应的内政和外交。1950年代中国在印尼所推动的公共外交——虽然那时这个名称还未出现——就是个值得学习的事例。通过一系列的政策和机制，例如出版和发行大量的有关新中国经济成就和社会发展的印尼文书刊（包括反映新中国建设成就的日历、年画）、文化和艺术使团的出访、接待印尼政府和民间人士、驻当地使领馆与印尼不同立场的人士的广泛接触、与当地主流报章建立密切联系等等，我们不仅塑造了欣欣向荣的国家形象，而且中国的政治模式和经济发展还成为苏加诺总统在指定国家政策时的学习榜样。从这个意义上说，50年代中国的软实力（“一国通过吸引和说服别国服从你的目标从而使你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能力”）还是很强大的。
　　在今天，虽然有关“中国模式”的内涵和特征还有不少争议，不可否认的是，从我们的周边国家如老挝和越南到中东的埃及，对中国近三十年的发展道路甚为关注，也尝试借鉴我们一些成功的经验。对这些发展中国家而言，以中国的发展道路以及强调中国的发展给它们所带来的机遇，可作为发展中国公共外交的契机之一，这也有助于维护和发展中国的国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