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晓波（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从西原先生关于广义和狭义的和平概念来看，我觉得是很有道理的，他都是强调了客观的因素。国家关系理论对于和平的概念有两重界定，一重是客观上的界定，也就是说没有损害、没有暴力、没有伤害的这种状态叫和平。但是更重要的是一种主观上的状态，也就是说我们认为客观上没有暴力，主观上没有威胁，这两者结合起来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和平。按照先生的观点来说，走向和平之路，首先是寻找共同利益吧。我个人认为，即便（遇到）困难，像领土争端、贸易摩擦等等事件，实际上相对来说彼此都有妥协的余地，都有达成协议的可能。

其实和平的概念真正难的地方，刚才李老师也谈到了，困难在哪里呢？恰恰是因为主观上的共同认识是非常难以形成的。从现实来看，比如说最近非常热门的话题——安重根和伊藤博文的问题。中韩都认为安重根毫无疑问是反殖民主义的一个英雄、烈士。但是从安倍的观点来看，或者从日本一部分人的观点来看，伊藤博文被暗杀，安重根就是恐怖主义分子。如果从这种差异出发，我们怎么来寻找一个所谓的共同的历史观或者说是共同的认识？也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和平怎么才能达成呢？

按照先生的主流历史观来说，反殖民主义显然是符合人类历史规律的，也就是说咱们安重根本人是英雄的立场。如果说把安重根称为恐怖主义的话，那共产党是什么？那就是恐怖主义的集团啦！从这个意义上讲，彼此之间的安全困境其中最重要的是主观上的差异，达成共同认识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第二个是关于历史方面的分析。我个人对先生的几个观点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第一个是关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一定会带来战争减轻的这个核心观点。大家都知道，核武器的产生、使用已经是一个甲子了。因为核武器的产生使有核国家之间的核战争没有发生，但是我们探讨的不是核战争，而是和平。尽管有了科学技术，特别是核武器高速的发展，但是和平依然没有希望，也就是说世界各地的地区冲突每天都在发生，饥饿、灾难、贫困每天都在发生。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并不能必然带来和平的产生。

第二个是关于先生谈到的关于经济上的相互依赖，特别是经济的网络化会带来彼此依存的提高，那么也会降低战争的可能性。从国际关系史的观点来看，实际上有很多非常成功的研究。

我昨天在司局干部的讲座上刚谈过这个观点，所以特别熟悉。有些学者对于一战之前的欧洲大国之间的彼此相互依赖做过一个非常精细的量化研究。他们发现，德国、英国、法国和美国四个大国之间的相互依存，特别是贸易和人员往来到了非常高的层次，结果呢，还是爆发了战争。中国、日本、韩国三个国家按照所谓的区域发展理论来看，世界上没有一个区域能比中日韩三个国家更适合于搞区域化，但是我们依然搞不成，竟然连非洲都有区域合作，我们就没有。从这个意义说，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不一定会必然带来和平。

第三个，先生谈到了关于日德意三个国家同盟的两个特点，其中一个关键的因素就在于这种后发的国家往往会挑战既存大国的利益，走上武力或侵略的道路。我个人认为，这个结论并不是一个必然。从历史来看，比如说美国就不是，毫无疑问，美国要比欧洲更晚的发展，但是美国并没有成为一个侵略国家，或者是完全走向殖民国家，至少它跟欧洲国家是不太一样的。

现在日本和美国的一部分国民对于中国非常担心，认为中国非常像二战之前的德国或者是二战之前的日本。实际上我个人认为，中国的确有过所谓的革命外交或者是世界革命的一个时代，特别在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初期的时候。但是中国现在的发展更多地得益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和平的世界环境跟区域环境，也就是说中国是因为世界和平和地区和平才得到了发展的机会。那么现在有什么理由能证明中国会抛弃至今支撑自己发展的一个基本动力，反而去选择一条战争的道路？我认为这种观点是一个非常说不过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