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可金（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清华大学副教授）：我想讲三个问题：
习主席讲的要重视城市外交，首先是因为外交部不能有效地很好地来解决外交问题。现在中国南海的问题、东海的问题，与越南、菲律宾，几乎四处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仅仅靠外交部已经办不到了。再一个，中央领导也不堪重负。外交部有一个通报会讲，下半年习主席、李总理几乎是天天要飞，一会儿在上海，一会儿在北京，一会儿去澳大利亚，不堪重负，整天在天上，成了“空中飞人”了，没有时间来解决更重要的问题。什么事情都靠领导出面，那怎么行呢？有些问题不需要领导出面，有些问题可以让城市来出面，让老百姓出面。
总的来讲，外交部和中央领导在处理外交上要善于集中精力关注大事，把那些非主权性的、非核心性的问题可以委托给相关行为体，城市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行为体。只靠中央政府，只靠中央领导，只靠外交部，什么事都自己解决，“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把最应该解决的问题反而给忽视了，因为你没有时间，“时间都去哪儿了？”那么多事，没有时间解决大事。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城市外交变得非常必要。
三大类事务属于主权事务：一个是国防，第二个是国家核心利益的外交，第三个是货币。这些权力是不能给地方的，主权性事务是必须给中央的。主权性事务一定是属于中央的，比如关于领土的归属问题、国际通道，很多关于核心国家利益的权力肯定不能给城市，城市只能拥有经济、社会、环保、文化这些非主权性事务。
当然，不同的城市可能不一样，比如说直辖市、特别行政区、副省级城市，这些城市的政治地位本身就决定了你有多大的权力。其次，你去看地方政府组织法也列得很清楚，而且国务院的权力清单也列得非常清楚。哪些权力可以从中央拿到地方去，这个需要研究，因为现在领导人刚刚提出这个想法，需要我们做大量的工作。
真正就外交而言，而且大家一定要明确，外交一定是有边界的，城市不是说所有的对外交往都是城市外交。问题的关键是什么呢？我们讲城市外交，城市要代表国家。因为外交是指什么呢？外交就是要代表国家的，你不代表国家，你就不是外交。对外交往那不是外交。比如说是中央政府让你干的事才叫外交，中央政府没让你干，那就不是外交。中央政府让上海市承办世博会，或者让上海市承办亚信峰会，这就是外交，不是中央政府委派的，我自己搞一个，那就不是外交，那是你城市自己的事，我们也不管这个事，可能到商学院或者到其他的专业，我们做城市外交的肯定不剋这个事情。
第二方面，它也是城市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城市的功能过去就是一个生产、管理部门。德国有句谚语——“城市的空气天生使人自由”。过去的农奴在庄园里混不下去了，逃跑，小青年私奔到城市里，在城市里生活7天而不死，即为自由人，城市的发展是自由的。正因为城市的发展是自由的，所以城市是连接乡村、地方和世界的一个枢纽。
越是国际化，越是全球化，城市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越突出。所以全球化、国际化带来的结果就是城市化，带来大城市的崛起、大都市的崛起，甚至城市群的崛起。你看，世界上有竞争能力的城市无不是要跟全世界紧密连接的城市。深圳有个“世界之窗”，说与世界连接，是吧？不与世界连接，这个城市就没有活力，因为城市需要自由。北京提出要建世界城市，上海提出要建国际型大都市，这些都要求这个城市要有外交功能，也就是说外交成了新时期城市，尤其是特大型城市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它必须有这个职能，没有这个职能就配不上大城市。没有这个职能的话，大城市就难以称得上是“世界城市”或者是“国际大都市”，做不到。你看伦敦，伦敦在2006年在北京建立了第一个海外办事处，是伦敦市，而不是英国政府。纽约也东京也是，都在海外建各种各样的办事处，来促进与这个城市之间的联系，以及处理它的企业、它的侨民的相关事务。正是在国家没有能力保障城市的对外交往需求的时候，城市采取了一种自救的办法。
第三方面，这个对中国来讲非常重要，也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必然结果。我们现在全面深化改革，其中有一个就是要行政审批权下放，城市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承载体，比如说发展规划的权力、产业布局的权力，包括对外侨、对外国移民管理的权力，甚至干部管理的权力。我想这些权力的下放都会给城市带来新的一轮发展机遇。同时，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来省级要搞城市自治、市县分立，就意味着城市更可以集中精力去发挥龙头带动作用，更要求它不要去跟乡村争地，不要以城市去奴役乡村，而应该是城市扮演领头羊的角色，带动乡村加入国际大循环。你去看最近的中国整个的对外态势，非常突出。
了城市外交搞得好，什么因素决定它搞不好？我觉得有三个因素：
第一个是城市的国际化水平。国际化水平是城市外交的一个重要的物质基础，没有这个物质基础，你想搞城市外交搞不起来。尽管现在各个地方都在搞各种论坛，但是真正能举办有影响力论坛的，我看也就是那么几个城市，比如说北京、上海，现在亚信在上海召开。不仅是亚信，此前的APEC峰会、上合组织峰会、财富论坛，各种各样的国际峰会上海每年都有很多。正是因为上海的国际化水平高，所以它必然要求承载适当的外交任务，国家也允许。比如说国家为什么不允许其他的地方办奥运会，最先要让北京办，而且冬奥会也是让北京办，还没让其他省市去办，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城市国际化水平太低，让你办了以后，你什么都不行，所以有个能力的问题。国际化水平，包括媒体的国际化、企业的国际化、社会的国际化、老百姓懂外语的有多少，都是城市外交的基础能力，没有这个能力，你想搞搞不好。
第二个，你有了这个能力，未必能搞好城市外交，为什么？你有没有主动跟国家的战略对接。比如说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我们知道上海被称为“十里洋场上海滩”、“东方明珠”、“亚洲明珠”。上海1843年开始开埠，各国的领事馆，甚至有些国家的大使不是在南京，而是待在上海，当时上海是一个万国之都。但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上海即便有这个国际化的基础，想搞城市外交，但是我们整个的外交战略决定只能搞苏联、搞东欧、搞发展中国家，那么你的城市外交的空间是受国家战略限定的，你只有跟国家战略对接，你的城市外交才有出路。这就说明什么呢？你的城市要搞外交，但是不能乱搞，要跟着国家的外交锣鼓点去搞，要从国家整体的战略框架当中去找到你城市外交可能发挥的作用，如果走错了，搞不好可能会出事。
第三，即使在遵循国家战略的情况下，比如说大家都搞开放，深圳也搞，上海也搞，为什么有的城市搞得好、有的城市搞得不好呢？14个沿海开放城市、15个副省级城市，同样都是副省级城市，为什么有的城市外交搞得好、有的城市搞得不好呢？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它的制度设计。你这个城市当中的制度设计是不是符合城市外交的需要？比如说很多地方虽然有外办，但是这个外办主任的地位很低，外办主任在厅局长当中的排名可能是倒数第二三位。这样就使得你根本没有办法参加市委常委会，你就不知道整个城市的发展战略，你只能做些什么？迎来送往的工作。
但是上海有很好的制度设计，一个是上海的市领导都是政治局委员，而且上海出了很多政治局常委，现在数的话有七八个。同时，上海市委有外事领导小组，而且上海市委领导小组的办公室主任和上海外办是一起的，包括友协、公共外交学会，他们都是一起的，所以这个体制相对比较完善。我觉得上海的外事管理体制在国内可能是比较先进的，所以它承担的国宾接待任务也比较多。
第一个是要立法。城市外交最主要的是什么？缺少名分，你虽然是城市，但是没有这个名分，比如说你究竟是直辖市，还是副省级城市，还是开放城市，还是经济特区？中央只有给你了名分，你才能在上面有所作为，所以我们有必要通过一部《中国城市外交法》，然后赋予城市（一定的权力），或者对有什么样条件的城市可以搞外交讲清楚，只要你符合这个条件就可以做，不符合条件不能做。所以要给予城市以名分。
第二要明责，就是城市外交要有自己明确的职责。现在我们各个城市在外交上强调三个服务——服务国家、服务地方、服务人民。但是这太粗，要有指标体系，比如说你的职责在几个指标上要达到什么程度，或者至少要达到什么程度，你的责任要弄清楚。城市外交是个细活，不是一个观点、来一个想法就一劳永逸解决了，不是，它要有明确的岗位职责规范。
第三个就是制略，就是要和国家的战略、和城市的发展战略结合起来。比如说现在习主席提出了“一路一带”。如果把“一路一带”看成是一条金色的丝带的话，那么城市应该是这条丝带上熠熠生辉的珍珠和明珠，没有了城市这些珍珠，这条丝带就毫无亮点，所以珍珠和丝带要结合起来，包括港口等公共设施的互利互通。习主席提出了“五通”，我觉得“五通”最主要就是城市，所以城市在这方面要制定明确的战略。
第四个叫建制，就是刚才我讲的，比如说你要融入全球的城市网络，叫 UCLG——世界城市和地方政府组织，还有党政关系，包括海外办事处，包括海外使馆。你现在看，我们的驻外使馆就没有一个城市处，只跟世界各地的政府对接，没有跟城市对接，所以我觉得应该建立一个“城市处”，专门负责跟所在的城市对接。我们的使馆、领馆都设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小城市没有使馆，大城市才有使馆或者领馆。到了那个城市，你不跟那个城市的政府联系能行吗？你必须要联系，使馆和领馆建立一个跟这个城市的政府联系的城市处。
最后要选人。现在从事对外工作的人，我不是说他们的素质低，但是与城市外交的要求相比还有差距，还需要对他们进行培训，提高他们的能力、素质。特别重要的是什么？我觉得媒体应该呼吁，国家应该舍得拿出精兵强将来搞城市外交，任何一个新的工作必须要有坚强有力的干部队伍才能保证。比如说你就拿出一个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去搞深圳的城市外交，我觉得完全可以的，深圳市的市长可以是中央委员，然后就让他来搞城市外交。一些重要的城市就应该舍得拿出精兵强将来把工作做好，因为它对于国家的整体战略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枢纽。做工作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要有主有次，抓主要矛盾，城市就是新时期中国发展的主要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