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同事：

有四点思考，跟大家分享，请批评指正。

第一，加强中国对外传播顶层设计，主动设置国际话题

中国已经历史性地被推到国际舞台中央，对外传播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

这种机遇第一个特点是中国对外传播受众的人员组成发生了巨大变化：过去关心中国的是少数学者、政界、商界人士。今天，中国经济对世界各个角落影响如此之大，中国人之外的世界57亿人的生活工作或多或少都与中国有关，这让我们的受众群体变得人多，面广。

这种机遇的第二个特点是受众多了以后，对外传播的话题深度和广度都加强了。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世人眼里，就是世界上的一个超级大国。面对57亿的受众群体，中国需要在更加广泛的问题上，更加积极主动发出自己的声音。中国的媒体人完全应该有充分的自信心。我们作为世界大国，应该从过去常见的被动应对和只对国内问题关注转为主动设置国际传播话题，引领世界舆论。

中国已经开始引领世界舆论，大多从经济建设开始，如丝绸之路一带一路建设、金砖国家发展银行、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等。媒体需要乘势而上。

此外，美国新闻署曾经研究过，在外宣方面，赞扬自己的国家好，不如抓住对方国家的问题，全力攻击效果更好。从美国媒体多年来对中国等国的策略，不难看出美国的惯用做法。这也很值得我们研究。

历史赋给了我们制定引领国际舆论的任务。我们要找出吸引世界不同地区、不同人群关注的话题，主动发出自己的声音。与其让西方媒体引导世界跟着他们的话题转，不如我们采取主动，让他们跟着我们的话题转。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已经赋予了中国媒体这种使命，我们已经具备了这样做的资本。

当然，在世界舆论西强我弱局面尚未根本改变的情况下，这样做并不容易。但是，我们确实到了可以这样做的阶段。

世界复杂，中国人追梦诉求多样。在这种背景下，设置关系全球的话题，引领世界舆论绝非易事，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兼顾各方，既有明确的大方向，又有多角度多层次的话题，也就是说要制定好大战略，讲好小故事。

第二，加强国际话语权的引领作用，强化大外宣格局

大国外宣需要大家来办。企业走出去，文化走出去，上亿游客走出去，让中国人站在了世界话筒之前。但是，有了发言机会，是否能掌握国际话语体系，用57亿人听得懂的语言来阐述中国，对很多人来说，还是一个新的课题。

比如，一些企业的对外介绍材料照搬对内口径，甚至是直接把对内报告拿来翻译外文。在介绍自己的公司时，总是习惯说“某某年经过国务院批准成立，在国家工商总局注册，隶属于中央大型企业工委领导，某某年成为属于国资委管理的大型中央企业。”在中文语境里，这样说有助于证实企业自身的背景和实力，让客户产生信任和尊重。但是，在英文语境下，这不但无助于产生对企业的尊重，反而显得我们的企业不是一家具有自主经营的跨国企业。不如索性说，是哪年成立的，在多少国家有业务，以便尽快让外国客户知道我们是一家具有实力的跨国企业。

企业的对外介绍材料，包括高管的发言，经常不经意地引用国内我们熟悉的表达方式，特别是文件式语言，比如“总揽全局”、“三中全会以来”、“历史新时期”等等。在一些国内知名企业的材料上，很容易看到一些高度概念化、文件化的内容，比如：“从大局出发，促进转型发展，履行社会责任，践行以人为本理念”。还有一些中文常见，但是外国很少采用的报告文学式的语言，如：“未来充满挑战，我们信心满怀；未来充满机遇，我们整装待发。珍惜有限，创造无限。我们与您携手创造美好明天”。这样的表述语言很美，气势高昂，很振奋人心。但是在英语国家，受众很不习惯。

不加修改原封不动地把对内报告拿过来给外国人看，在英文语境里，这不像企业介绍，更像政治报告。这样无法帮助外国客户了解企业的经营，也无助于提高企业的国际形象。

我们在国际场合讲话时，还喜欢谈谈天气，以营造良好的氛围，比如，“我们非常高兴，在这春暖花开的季节来到你们国家。”“在这春播的大好时光，我们签订了合作协议,播下了进一步友好合作的种子。”问题是，讲话稿是按照国内气候写好的，讲话地点是北欧，外面还堆着厚厚的积雪。

时代需要我们更多地关注国际受众，更有效地针对他们开展传播工作。我们需要加强对他们的了解，了解他们的语言习惯、思维模式、表达风格和理解能力。这些受众大多不是中国问题专家。正像爱泼斯坦所说，外国人智力是大学水平，但是他们对中国的了解是小学水平。只有当我们对于他们的语言和思维习惯了解了，我们才能更加有针对性地使用他们熟悉的国际话语体系，把传播中国落到实处。

全球化时代，传播没有国界。中国内部的意见言论，国外同样关注。为了不引起误解，最大限度地让我们的声音得到准确理解，即使我们的发言不是针对外国人的，也需要考虑到国外受众的理解能力。在遣词用字上，尽量使用世界通行的表达方式。既然是世界大国，说话发言就要想着13亿中国人和57亿外国人，就要力争每一句话都得到世界的正确解读。

全球化时代，是公共外交的时代。公共外交强调的是每一个有机会接触外国人的中国人都应该肩负对外传播中国的任务。当前，从事对外经济活动的企业家特别需要提高国际话语表达能力。建议相关学校增加公共外交的课程，帮助有机会影响外国人的中国人熟练使用国际通行的话语体系。要建设一种“大外宣、小平台”的局面，即：在全国大外宣的格局中，我们的官员、企业家、游客和民众都逐步成为一个个对外传播的小平台。

第三，加强对外传播本土化影响力，赢得外国百姓民心

长期以来，我们在对外交往中，习惯跟外国政府和上层打交道。在国际上，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搞好与官方的关系，对于我们开展经济活动至关重要。但是，我们不善于针对外国基层和民间做舆论工作。以缅甸为例，在当地的英文媒体报道中，涉及日本的报道超过对中国的报道数倍。原因之一是日本善于利用当地媒体为自己歌功颂德。日本援助的每一个项目都在当地媒体上宣传。其结果，当地媒体赞扬日本超过中国，当地百姓受媒体影响，对中国批评多，对日本表扬多。相比之下，我们在缅甸曾经大量投资，创造就业机会，造福于当地百姓，当地百姓却不知情。遇有风雨，当地人站到我们的对立面，我们花了钱，反而成为受害者。

联想到当前的丝绸之路一带一路建设，在立足做好国内的对外传播之外，需要我们更多地把传播注意力放到国外，利用各种活动机会，在沿线国家当地举办论坛，请当地专家学者说话，让当地媒体报道，让当地民众了解中国的倡议，看到一带一路将会给他们带来的实惠。

当地媒体发出的声音最为直接，最有影响力。在西方媒体占据世界主导地位情况下，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媒体大量转用西方发出的消息。原因之一，是发展中国家媒体负责人大多在西方留过学。

作为国家战略的一部分，我们要为发展中国家培养更多的媒体人才。可以设想，如果发展中国家媒体管理人员和实际操作人员当中，有百分之五来过中国，接受过培训，对中国有比较正确的认识，他们当中有些人一定会成为传播中国的正能量，至少在报道涉及中国的话题时，会更多地采用来自中国媒体的消息。

我们应该把同发展中国家媒体开展交流作为一项中国生存发展，引导世界舆论的百年大计来办。在国际舆论斗争的世界大战役中，让更多的国家成为我们取胜的小战场。

第四，加强对外翻译人才培养和使用战略，提高外宣实效

在国际舆论战场上，外文是实现我国话语权的主要手段之一，中国的好声音，好故事，大多需要以外语的方式传播出去。

根据中国翻译协会的市场抽样调查，中国翻译市场呈现出从业人员多，工作量逐年增长的趋势。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变化，是从2011年开始，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文化走出去，中国翻译市场已经从以外文翻译成中文为主，转为把中文翻译成外文为主。2013年，中译外营业额已经占到总量的百分之六十。中国的翻译市场已经从输入型翻译转变为输出型翻译。

这种变化是可喜的，又是令人忧虑的。令人可喜，因为这说明了中国走出去的步伐加快。令人忧虑，是中译外高端人才不足的问题愈发突出。有领导同志曾经询问为什么我们国家小语种高翻这么缺少。其实，大语种高翻，如英语、西语、阿语、俄语、德语，特别是能从事中译外定稿的高档翻译也同样缺少。缺乏高端中译外人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中国走出去，制约着中国话语权的提升。

小语种翻译不足的问题，不能光靠教育界一家来解决。如果没有一个外语人才培养和储备战略，用人单位不愿意养人，即使高校培养出来，没有单位录用还是解决不了问题。非通用语种翻译人才培养面临一个特殊困难，就是他们的就业受到两国关系的高度影响。文革前，我们国家培养了60多个语种的翻译，有些人水平很高，但是，一旦两国关系变坏，学习这个国家语言的人员就没有事情可做。

其实不仅仅是高端翻译人才，高端翻译出版机构也需要国家支持才能生存。现在，国外出版涉华图书呈现增长趋势，我们需要加大外文出版力度。对外图书成本高，发行量不如中文多，大多数情况下没有利润，不能因此就减少外文图书品种。

随着科技的发展，翻译手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翻译不再是简单的两种文字的转换，而是两种文化的转换，加上采用新技术，翻译已经成为一种新的语言服务业态。中国需要开发自己的翻译软件，尤其需要支持开发中译外的翻译软件。

一名优秀的外宣翻译，可以帮助提高中国的话语权，一名差的翻译，也可以让正面的表述产生消极甚至负面的效果。因此，针对对外传播和对外翻译，特别是为了争夺话语权，要打破传统的研究领域，创新对外翻译，需要加大应用项目的研究。

要提升中国话语权，我们需要解决好中译外高端人才的培养和使用，让他们有充分的荣誉感和使命感，吸引更多的人才投身中译外，形成在对外传播这个大舞台中，不同语种的对外传播人才上演出一幕幕精彩小节目的繁荣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