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察哈尔学会、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共同主办的“南海冲突与和平化解研讨会”于4月17日-20日在南京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20多位南海问题专家齐聚南京，共同为创建南海区域和平献计献策。察哈尔学会柯银斌秘书长主持本次会议。
柯银斌秘书长首先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同时，他也希望通过这次会议，我们可以理清南海问题的基本事实，寻找可行的化解南海冲突的办法。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薛力认为，根据他的观察，中国的南海战略正在经历历史性的调整。我国从绝对要求双边协商，转向在有限的议题内，同意东盟作为有关一方参与其中。通过可控的地区化，防止南海问题无限的全球化。对于南海资源的开发，薛力老师认为，我们可以将所有区块分为两种，一种为共同开发区；另一种，则可以各方为了子孙后代共同的利益，设立“共同不开发区”。
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许川主要分析了两岸南海政策的区别。他说，由于自身的利益以及自身的国际社会地位，台湾当局在国际社会上对于自己在南海的主张并不积极宣传，基本处于缄默状态。这造成了中国大陆在南海方面单打独斗。未来南海问题的解决需要台湾当局参与其中。
广西民族大学东盟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葛红亮讨论了南海“断续线”的对外传播。他指出，由于我国在二战后国际地位不够高，对南海“断续线”主张的传播效果不好。使得《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未能吸取中方的意见，这就造成了我国在主张上未能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
红河学院邵建平讲师表示，中国越是崛起所面临的体系性压力就会越大。在这种情况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因此，我们需要打造我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战略支点国家”，减少我们所面临的压力。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刘成教授说，新中国外交几十年以来都在坚持和平思路，我们在处理南海问题时也不应背离这一大方向。处理目前的海洋问题时，中国应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相关智慧。我们应该考虑到各国在南海中的利益，塑造各国共赢机制。
华东政法大学国际航运法律学院海商法与海洋法史研究所所长郑志华在的发言主要总结了中国南海地区的地图的变化及其产生的相关问题。他介绍了地图证据的效力原理，以及我国在面临挑战之后的回应等问题。他认为，地图上细微的细节就会引起在国际法实践上巨大差别。
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张久安在发言中说，南海问题的争端是一种常态。但是常态当中还有某种“新常态”，中国本身就是这种“新常态”中的最大变量。中国自己应该积极推动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合作。当我们面对南海纷争时，不应该想我们从南海拿到什么，作为大国更应该想我们能提供什么。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究生方莉表示，作为菲律宾国内的舆论领袖，阿基诺三世对于中菲合作起了消极作用。作为一国总统，他的发言影响了中国在菲律宾国家形象，破坏了两国合作的积极氛围。我们应该对这一现象保持警惕。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曹群认为，国际法是在不断变化的。在国际法上实践上，美国通过自己的实力改变了很多原有的国际法规则。同时，他还通过其自己的行为，不断的捍卫自己的国际法规则。如果他不同意一国的国际法主张，他就会不断通过口头和实际行动对该国的主张进行抗议甚至是挑衅。
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讲师李家成认为，美国将自己在南海的利益定义为核心利益，而这一核心利益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军机、军舰的无害通过权；2.美国在南海地区的经济利益；3.“保证南海地区稳定的诉求。美国介入南海问题越来越深，他已经明确的在南海问题上选边站队。日后，美国在南海问题中将是越来越重要的因素。
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黄云静认为，智库除了为本国决策提供咨询意见外，其本身就能承担外交（公共外交）使命。越南每年都会召开南海问题的研讨会，会议规模少则一百多人，多则达到两百多人，广泛邀请该领域的国际知名学者、国际法专家和各国驻越南的外交官与会。会议向越南国内外媒体开放，有关议题和观点一时成为报道的热点和焦点，对国际舆论产生一定的影响。这是越南特色的智库外交。可见，智库外交与智库公关是十分重要的。
曲阜师范大学中国南海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孙晓光的发言主题为日本海上安全政策与南海争端。他认为，日本对南海争端的关注有限，但是并不表示不关注。而近年以来，日本在南海问题上选边站队的倾向越来越严重。并且力图将东海和南海的问题联系起来，为自己的国家利益服务。
南宁市社会科学院东盟研究所副研究员覃丽芳说，中国与越南目前的对立情绪，是双方的国内民族主义情绪激化的结果。越南不断的推动南海问题的国际化，也在迫使中国改变南海策略。由于越南本身正在变成油气净进口国，因此他们一定会在油气开采上不断推进。除了主权问题，资源问题也会日益成为中越之间矛盾的焦点。
在会议期间，与会各位嘉宾还围绕中国在南海的利益问题、南海资源的共同开发问题和域外大国对于南海问题的影响等方面展开了讨论，会议氛围热烈。学会还向与会嘉宾赠送了《公共外交季刊》（总第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