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为：“和主义”：中国公共外交的内核

原载于：《公共外交季刊》，2015年第2期，总22期

在对外传播、交流或进行公共外交过程中，最有效的内容是要用一个词来表述中国文化，那么哪个词能够胜任这一使命呢？“和主义”如何？2015年3月9日，察哈尔学会主办的察哈尔圆桌“‘和主义’与中国公共外交”在京举行。本次圆桌会议邀请了数位专家和学者，围绕“‘和主义’与中国公共外交”进行了讨论。本文根据现场速记，摘编了部分专家和学者的观点，供读者参考。

“和主义”提出的背景

赵启正（本刊总编辑，察哈尔学会国际咨询委员会荣誉主席，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公共外交研究院院长）在对外传播或交流中，要有一个词能够表述本民族文化的特征。比如说，美国讲民主，英国比较愿意讲自由，北欧的一些国家讲和平主义。在很多场合，有人就问：“中国对外传播、公共外交、政府外交都算在内，哪些文化内涵是中国的？”实际上，咱们在和外国人开展公共外交时，支柱是中国文化。我们所有的观点应该是源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并结合当今的世界形态。但我们如何用一个词语来表达中国文化呢？中国的“和”字含义特别丰富，对应英文10个、20个都对得出来，对应中文自己包括，和气、和善、和平，“我和你”的“和”也是“和”。北京奥运会上这个“和”排一个大方阵，那你翻成英文呢？“和谐”指其中一部分意义，“和谐”这个词变成英文之后又不认为是你中国字，不认为来自中国。所以，我希望，有一天“和主义”能进到英文字典。（详细内容参见赵启正文章《向世界传播“和主义”》）

“和主义”的内涵

关呈远（察哈尔学会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我觉得“和文化”“和思想”讨论那么长时间了，现在到“和主义”，既然是一个一个层次往上提，需要有个理由，要讲清楚。讲“和主义”，它的道理就在于我们以前讲“和思想”也好，讲“和文化”也好，都不是那么太透彻，我总觉得“和”到底是什么和，“和解”是一个方向，“和谐”是一个方向，“和而不同”是一个方向，到底是什么？我一直在想，中国这个古老思想到底是什么？就是“中庸”，再说得多一点儿就是辩证统一，这和现在有点儿结合了，就是不同的东西，把两极端的东西给去掉，然后取其中和大家利益都一致的东

西，就“和”了。文武之道一张一弛，要有张有弛。我们强调的不是对立，不是冲突，不是那种矛盾的尖锐。我对启正主任提出的思想很赞同、很支持，我也相信它会引起国内外的兴趣，会引起一些讨论。同时，我觉得要诠释这个“和主义”，我们要下很多的功夫，不是光字面上的几个“和谐”“和解”“和而不同”“和为贵”，不完全如此，内容太丰富了。

赵进军（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启正主任讲的“和主义”，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来之前我曾想，今天是不是要讨论和平主义？来了一听，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因为我没有想到“和主义”原来是跟我们老祖宗提的“和为贵”，以及刚才启正讲的“和谐”有关。现在，外交上在讲到中国古代文化跟当前我国外交政策的关系时，提到最多的是“和为贵”与“和而不同”。“和为贵”当然指的是以和平、和气为贵，也指中国人从来都是爱好和平的，这是中国制定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历史与文化渊源。

应当说，这是有说服力的。同时，和气与和平也不排斥你可以有不同的主张，这叫“和而不同”。你可以搞你的资本主义，我可以搞我的社会主义或民族主义，两者可以“和平共处”，这应是“和而不同”。

但是讲到这个“和主义”时，对过去和现在这两个方面的内容恐怕要有一个比例。对过去它的由来，可以简化一点。更多的说明和解释应放在当下，放在为什么要把“和”字说成“主义”，或者说如何用古典思想来解决当代面临的问题，这应该是我们诠释“和主义”的重点。

这个“和”字，这些年的确讲得比较多，启正刚才说的是如何更好地对外传播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思想，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今世界中应占有一个什么样的地位。我觉得启正讲得很有道理。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绵延五千年，我们自己很自豪，但是细数起来，真正能被外国人了解和接受的并没有多少，真正能够进入世界，特别是进入英语里边的很少，这是比较遗憾的。

吕凤鼎（察哈尔学会国际咨询委员会联席主席）：赵主任提出的“和主义”理论很有意义。但在谈“和”的时候，还应该承认一个问题，那就是冲突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是经常存在的，仗是经常打，不同意见经常有。在这种情况下，“和”一直都保持了其作为中国文化一大要素的基本特点，极不容易，值得研究。为什么？“和”是在解决分歧、消除冲突的过程中延续，又为解决新分歧、消除新冲突发挥作用。这对今天有现实意义。当今的世界不是没有分歧和冲突，因而讲“和”的时候要明确承认它。不然，人家对你讲的“和”就觉得说服力不足。

邢悦（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首先我非常同意用“和”作为中国文化精神的概括，如果用一个词来浓缩中国文化、中国民族精神的话，我觉得这个“和”字是非常恰当，非常准确的。

我想谈一下，“和”与“斗”、“和”与“战”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是不是有“和”就没有“斗”，没有“斗”、没有“战”才能叫“和”，我们这个“和”才能成立？当我们谈到文化价值观的时候，它的主语一定是人，某一个人认为什么是最有价值的。所以，谈价值观的前提是这个人必须是生存的，必须是活着的。对于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来讲，生存和安全是他的第一个追求，只有在生存和安全满足之后，他才会追求价值。“和”是一种价值，但是“和”从来没有在人类任何一个阶段中被当成第一价值。当一个热爱和平的民族为了生存去斗争、抗争、反抗的时候，这跟他的价值是不违背的，因为生存是他的第一价值，对于所有的人类都是这样。这就可以解释，我们中国历史上虽然不断有战争、斗争，但那都是逼到了尽头的。中国人的忍耐力是非常大的，只有逼到了一定的境地，他才去反抗，而且这种反抗是做人的本能、人的本性使然。不能说“你怎么不和了呢”，这是两码事。

“和主义”的对外传播

吕凤鼎：赵主任提出的“和”主义，我觉得的确是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精华的一部分，也涉及我国传统价值观。这个文章我们确实应该做好。把我国具有传统价值的宝贝，用现代的形式科学地包装一下，比如加上一些必要的说明和介绍，然后推介出去，这对帮助外界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优秀文化和传统，消除对华误解，肯定是有利和必要的。对中外文化交流，这也会发挥推动作用。

关呈远：“和文化”“和思想”，这都讨论不少，现在把它提高到“和主义”这么一个高度，如果要是搞得好的话，是会在世界学术层面、文化层面引起一些反响，会引起大家的注意。一个新鲜的思想或主意，出来以后引起大家的注意，不管是从文化上来讲，还是从历史上来讲，包括在外交上来讲，引起轰动，引起广泛注意，引起大家讨论，将来就会把中国这种传统的东西和现代的东西让人家从注意到慢慢感兴趣，然后研究，最后才能够从中觉得有点儿益处，到肯定，做到赞同，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你说一下子怎么样，他就赞成你，那不可能，或者你一下子就把我们的思想让人家作 为一个很成熟的东西接受，也不行。

邢悦：如何才能被外国人接受。我认为，首先中国人要对这个概念形成共识。只有中国人都认同它了、接受它了，它才有可能被外国人接受。

当我们中国人都接受“和”之后，我们每一个中国公民到国外才能成为中国的文化使者，才能通过自己的举止言行把中国文化的特征自然地表现出来。

中国文化的内核不是我们故意要为外国人展示，或者着重强调，它才能被外国人认同的。相反，它应该成为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基因”，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和一言一行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只有我们自己接受了“和”文化，并且身体力行，这样才有可能被别人接受

以和为贵，开展公共外交。

赵启正：公共外交是软实力的表达场合和渠道，除公共外交活动之外，软实力表达的场合并不多。比如说，世博会是公共外交的舞台，表达的是本国想让世界知道的本国的精彩之处。奥运会表达的是各国的运动理念和水平。现在，我们表达的公共外交，要有中国的文化精髓。

我们民族是优秀的，要得到外国的承认和尊敬才行。所以在提倡“和主义”的时候，对内就是提高本民族的素质，这是一举两得的，提倡公共外交就得提高民族素质。我们的公共外交和政府外交的表现，体现了我们的“和主义”的精神。为了实现“和”，我们要有强大的硬实力。“和主义”不等于懦弱。

赵进军：如何让今天的中国更好地走向世界，如果没有公共外交，不能让更多人可以更深层次地了解中国是不行的。因此，应当做好“和主义”的研究和传播。对此，我们都有责任。中国的经济可以发展得很快，综合国力可以大幅的提升，但是我们依然存在缺陷和不足。“和主义”可以被称为真正的中国的古老思想，但在世界上能不能被接受、被列入世界优秀文化，目前还处在一个失衡的状态。这说明什么？不是说我们的古老文化不行，而是我们的宣传力度还不够。这需要我们做出更大的努力。

赵启正（本刊总编辑，察哈尔学会国际咨询委员会荣誉主席，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公共外交研究院院长）

关呈远（察哈尔学会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

赵进军（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吕凤鼎（察哈尔学会国际咨询委员会联席主席）

邢悦（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