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鹏（察哈尔学会研究员、上海外国语大学公共关系学系讲师）：

阅读古代中国经典文献可以发现参与对外关系要求中央与地方保持和而有序，在古代“序”对于地方是更为重要的。当时中国的内外关系和央地关系的概念是央地关系包含内外关系。在古代中国，我们传统上认为除了中原王朝之外，其他周边国家都是藩属。央地的秩序是包含了内外关系，所以其等级关系非常明确。古代的使节到中国拜访有固定的通道，地方只负责提供驿站和补给。换句话说，地方并没有对外交流的主动性。

近代以来，这种传统的央地关系被彻底打破了。到了晚清时期，我们发现中国的对外关系出现了一种无序失和的状态。特别是在晚清的义和团时期，出现了“粤不奉诏”——北方是战乱的情况，南方的中国却与列强达成了和平协议。在考察历史上传统对外关系决策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旦出现乱世，央地关系就会出现无序失和的状态。古代中国有长达两千多年的央地关系的形塑，而在对外关系上，中央一直规约着地方决策。然而进入新时期，中国的对外关系也出现了新的要求和问题。一带一路的具体措施中甚至细化到一带一路产业园区的联动。如何避免出现中央利益地方化，如何协调中央和地方进行推广成了很大的问题，显然传统的央地模式已不适合当代中外关系的发展。我们对当代的对外关系应赋予更多“和”的观念，改变传统“序”的思想。“和”应该是积极的和，不是消极的和。消极的和是地方上没有权力参与对外关系，一切以中央的意见为决定，地方没有任何主动性。新的“序”的观念是有序规范，协力为序，这就要回到央地协力的角度来。总的来说，中国当代的对外关系应改变传统的央地关系，关注新的和与序，和是积极之和，序为协力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