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崛起的中国，一部分国家看作是发展机遇，积极与中国友好合作；也有一些国家产生疑虑、担忧，甚至企图阻遏中国发展，如何消除误会，取得政治互信，“和主义”成了首要诉求。但什么是“和主义”？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尤其是“萨德”导致中韩关系的尴尬，该如何运用“和主义”来化解，以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
2016年8月20日，察哈尔学会联合张家口市委宣传部主办的察哈尔圆桌“察哈尔圆桌暨察哈尔和平对话2016”在河北省张家口市蔚县召开。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察哈尔学会主席韩方明出席会议并致辞。
在致辞中，韩方明提出，以“察哈尔和平对话2016”为平台契机，研讨国家与城市在保持发展的过程中，力求实现和平崛起，让“和主义”成为当前国家外交与城市外交的新思路。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与日益密切的国际交往中，以和主义，以和平公共外交，打造国家与城市在国际交往中的“命运共同体”。
此次“察哈尔和平对话2016”，由凤凰卫视节目主持人、评论员杜平主持。察哈尔学会秘书长兼高级研究员、中国驻法国斯特拉斯堡前总领事张国斌，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察哈尔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贾庆国，察哈尔学会研究员、韩国东亚和平研究院院长金相淳等相关专家学者，以“和主义与公共外交”为主题展开对话，共同探讨和主义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作用，以及近期因萨德系统部署问题而产生变数的中韩关系，如何用和主义来化解尴尬，并促使中国周边外交迈上新台阶。
讲述别人听得懂的客观、真实、全面的中国故事
“要落实和主义，特别是将和主义落实到公共外交上，首先要理解和主义的内涵，其次要思考如何从和主义角度处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最后要弄清楚如何在和主义的基础上开展公共外交。”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察哈尔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贾庆国最先发言。他认为，和主义是中国文化对处理各种关系的高度概括，实现“和”的条件是相互尊重，互不侵犯。囿于崛起的中国既具有发达国家的特点，又具有发展中国家的特点，故而要从“和”的角度处理对外关系，可以从几个方面着手：保有“和”的心态，要明白“和”是目的，“斗”不过是手段；拥有致力于和的决心；对外讲述真实的自己，讲述别人能够听得懂的客观、真实、全面的中国故事；对外虚心地讲述中国故事，不仅要讲成绩，还要讲不足，虚心接受他国意见和建议；学习他国先进理念和经验。
他最后强调，“和”是一个目的，即“协和万邦”，要实现“和”，首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使自身变得强大，在道义上拥有号召力，“和”自然就实现了。
关于对外以别人听得懂，理解得了的话语来讲述中国的“和主义”，来自韩国的东亚和平研究院院长、察哈尔学会研究员金相淳，表示认同，他从韩国的角度提出，当前中国对外关系中，有一些概念并没有讲述清楚，导致一些国家对中国存在误解。
“比如亚投行、一带一路，都是中国为世界提供了非常实用的公共产品。”金相淳建议，在中国对外交往中，将此类能够体现和主义的公共产品，应该针对每个不同国家做出不同的说明。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国，在给世界提供公共产品方面应该重新整合一下，针对外交、安全、经济的公共外交文化等各个方面做出不同的多领域说明，让各国都能参与进来，这样对于中国负责任大国的身份有很大帮助。
和主义，应成中国为世界贡献公共产品的重要价值体系
清华大学副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赵可金，则进一步作出阐述：“和”，不仅仅是西方所理解的和平，按照中国传统理解，和还有四声的同音意义，相互呼应，相互和谐，一种有韵律的共同发声。而今年9月的G20峰会，中美能否在全球治理上达成新的合作是关键，而在这一点上“和主义”是可行的方法。
G20峰会作为全球治理的一次重要会议，如何彰显和主义的魅力以及取得相应的成果，成了与会专家学者共同关注的问题。“这当中，和主义应该成为中国为世界贡献公共产品的重要价值体系。”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余万里梳理了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外交和主义的发展：从邓小平说和平发展主题，一直到2002年开启的十六大战略机遇期，到2005年时候开始提出和平崛起，然后把和平崛起改为和平发展战略。
“这样就比较容易理解了，中国要以发展为主题，发展就要加入世界经济体系，发展就需要一定的环境。如此，在国际交往中的误会就少了许多，面对一些外交分歧，尽量搁置争议。”余万里表示，当下我们在发生变化，世界也在发生变化，不管怎么变化，和主义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智慧结晶，应该可以作为中国自身发展的一大理念，以及中国未来可能贡献给世界公共产品的重要价值体系。
“我们应该争取和平时间、和平空间，来建设我们自己。”察哈尔学会秘书长、中国驻法国斯特拉斯堡前总领事张国斌，以自己跟法国打交道的经验佐证，能跟法国进行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说明中国以和主义为核心的外交理念，并非讲述不好。
“和挺难的。”张国斌表示，这就是为什么察哈尔学会提出要搞和平对话，就是希望通过和主义，希望“和”能融入世界交往中，国际争端，能够以和平的方式解决。而中国，一直在坚持“和”的道路上向前走。
萨德问题：加强对话，寻找办法降低对中国安全的伤害
近期国际所关注的萨德问题，不仅考验着中韩关系，也同时对“和主义”提出了挑战。于是，在察哈尔和平对话现场，萨德问题成了绕不开的研讨话题。
身为韩国东亚和平研究院院长的金相淳，站在韩国的角度进行了解读。“韩国在安全上靠美国，而经济方面还是要跟中国合作，所以无论怎样变化，中韩之间友好发展，始终是主题。” 金相淳说，朝鲜战争之后的冷战期，美国为了阻挡社会主义的攻势，美国在安全框架下进行着公共外交。但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中韩建交，两国在经济领域展开合作并不断发展，从金大中到现在的朴谨惠，促成24年成功的合作案例。
“中韩是五千多年悠久交流传统的邻邦，敌对时间只不过短短时间四十多年，现在正在恢复关系。” 金相淳说，萨德问题只是中韩关系中的一个小插曲，而朝鲜半岛无核化才是更关键的问题。在坚持无核化的原则下，部署萨德不管是美国的意图还是其他相关的问题，中韩需要沟通，既要在军事角度沟通，又要在政治层面沟通。
“中美韩三国之间需要就萨德问题进行对话，但如若谈不拢，中国必须采取相应措施。”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察哈尔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贾庆国针对萨德问题进行了回应，当中国和主义受到挑战时，必须有些措施来应对，比如部署相应的反导系统，从而明确告诉美韩问题的严重性。而在无核化问题上，中国应该坚持现有政策，不能因为萨德问题而短视。对于朝鲜核问题，他认为现在的问题不是我们逼朝鲜做什么，而是朝鲜逼我们不得不对它们进行制裁。对于朝鲜核问题，中国必须坚持原则，态度要鲜明。而对于萨德问题，中国的反制措施要适度、对称、有针对性，萨德问题和朝鲜核问题要分开处理。
“萨德问题出来以后，韩国京畿道知事到中国访问，原来安排部长有一个接待，结果临时取消，这个就有点不太合适了，这个是基本礼仪的问题。”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察哈尔学会研究员邓聿文提出，在践行和主义的过程中，需要摒弃“暴发户心态”和“受害者心态”，如今，领导人的讲话非常好，各种新的理念，新的词语，但如果在对外交往中，政府行为没有得到很大改变，那么就会影响到和主义的推行，“当遇到困难和问题是，如何改善自己的外交理念跟外交行为的差距，非常重要。”
在提问与回答环节，来自新浪国际、环球网、中国网等媒体记者就中美竞合关系、中日关系、朝鲜核问题以及萨德问题的未来走向等问题，向出席对话的专家学者进行了提问，专家们详细解答了关于这些问题自己的观点看法。
据悉，察哈尔学会成立于2009年10月，是一家专注于外交政策与国际关系的非官方、无党派、独立智库。2012年8月察哈尔公共外交年会上，察哈尔学会与张家口市委市政府进行合作，自2013年开始，每年在张家口市举办“察哈尔和平对话”活动，邀请国际权威专家，就国际重大话题进行交流、沟通和对话。
此次“察哈尔和平对话2016”，是察哈尔学会第四次举办和平对话。作为察哈尔学会五大年度性活动，目前已经是察哈尔学会提升智库品牌影响力的重要支柱和察哈尔学会一大智库产品，助力察哈尔学会在今年年初，跻身全球智库“琅琊榜”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