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场＋介绍三位专家：马文生副秘书长

1. 荣  膺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10分钟）

2. 龙兴春 察哈尔学会喜马拉雅区域研究中心秘书长（10分钟）

3. 成锡忠 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10分钟）

察哈尔学会国际咨询委员会主席吕凤鼎大使和察哈尔学会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中联部原副部长艾平大使提问专家、与专家进行讨论（30分钟）

马文生：欢迎来到新时代中国与发展中国家政策圆桌第二场。本场主题是“一带一路”在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孟加拉国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解决问题的方案。中巴经济走廊是“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旗舰项目，但巴基斯坦安全形势目前尚不容乐观。2017年8月罗兴亚危机爆发，造成大量的缅甸难民涌入孟加拉国，并在其旅游胜地旁安营扎宅，对该国支柱产业之一的旅游业造成了严重的影响。这种局势对中国在孟加拉国的投资会有什么样的影响？那么斯里兰卡又怎样如何积极参与“一带一路”？

参加本场研讨会的专家有荣膺先生，他是外交部直属单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的副院长、研究员，还有龙兴春教授，他是察哈尔学会学会喜马拉雅区域研究中心秘书长，西华师范大学教授，我们请他介绍一下巴基斯坦的现状，还有成锡忠武官，他是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曾经在我国驻巴基斯坦、尼泊尔使馆担任武官。他今天将就中国在南亚地区的企业安保工作进行发言。接下来首先有请荣鹰院长发言。

荣鹰：非常感谢马秘书长，也感谢察哈尔学会的盛情邀请，也要借这个机会向王义桅教授表示热烈的祝贺。刚才听了几位领导和专家的发言，我也深受启发，学到了很多东西。

 “一带一路”是一个大题目，恰恰不巧，我自己对“一带一路”没有很多的研究。当时会议组织者让我来讲这个问题，实际上我还是非常诚惶诚恐的，我刚才听了一下，如果我讲的不对不全，请批评指正。

我讲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一带一路”的建设在南亚的现状；第二，过程当中面临的问题或者是课题；最后是我的一些思考。

南亚地区在“一带一路”建设当中占有比较特殊的地位，一方面主要是南亚的地缘战略的地位比较重要，更重要的是“一带一路”布局当中有两大走廊在南亚地区，而且也是“一带”和“一路”交汇的地方。从推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五年多的时间里，过程当中有这么几个特点：

第一是起步早。“一带一路”如果从中巴经济走廊说起，是在正式“一带一路”倡议推出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当然，关于中巴经济走廊这个想法的孕育更早。

第二是规划非常全面，特别是中巴经济走廊1+4的布局非常完善，近中远的远景规划现在已经达成。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投入也非常大，无论从金额还是从外交政策等各方面资源的投入分析。

进展呢，应该说很快，但是不太平衡。中巴经济走廊进展最快，但是另外一个走廊，孟中印缅走廊处于停滞状态，中尼印走廊也比较滞后，海上丝绸之路几个点的建设目前也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

影响呢，总体而言非常广。结合几位专家和领导讲的内容，主要是三个方面：

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一个是丰富了我们与相关国家和南亚地区合作的模式，丰富了手段，一定程度上创新了我们的发展合作理念，有点像“大手拉小手”，以大带小的模式，特别是涉及到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

第二个意义，由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使得南亚地区，特别是巴基斯坦，更加聚焦于发展，更加着重于推进改革，更加有助于发挥它的潜力。我主要着重于中巴经济走廊来讲，它实际上是改变游戏规则的一个重大倡议。

第三个意义，前面也讲到了，实际上由于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特别是中巴经济走廊的推进，对南亚地区国家关系和南亚地区的相关热点问题的处理和解决带来一些新的思路，特别是相关智库对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过程中的意义和影响，对阿富汗的和平和解的进程，包括一定程度上对缅甸若开邦问题，甚至从更长远来说，中国的一些智库和学者也强调，包括对印巴关系、南亚国家的关系，也会带来不同程度的思考。

第二个方面，存在的问题和挑战。前面大家也讲了，我简单再说一下，可能还是从两方面，从内部和外部来分析，因为我前面着重分析了中巴经济走廊。

一个是政治和安全风险现在非常突出，主要就是走廊的建设或者“一带一路”倡议改变了当地内部的利益格局或者是政治的态势。这个问题呢，以前这些项目推进当中也有不同程度的存在，但是无论从量还是进度来说都前所未有，所以带来的效果更加突出。

第二个问题跟这个相关的，这些项目的可持续性问题。这个内容我不再赘述，各方面的议论很多，特别是西方的智库和媒体反复炒作，这既跟巴基斯坦有关系，也跟斯里兰卡等等有关系。西方媒体说加重了这些国家的债务困境，另外他们的债务大部分集中在针对中国。第二个问题相对而言比较新颖和突出。

第三个相关的就是当地国家的治理能力比较突出。我们大的项目的推进，对当地的要求不亚于国内的雄安新区建设，我们可以想像对当地的治理带来的压力和要求有多重。

另外就是对社会带来的冲击。这些项目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反差，我们对外的宣传和当地老百姓的感受反差比较大，这也加大了项目推进面临的复杂因素。

外部因素就是地缘政治竞争加剧，本身因为中印在南亚就面临着竞争，面临一些复杂的问题，“一带一路”的推进，特别涉及到中巴经济走廊，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地区好也好，扩大化也好，印太化也好，像日本、美国等一些域外国家对南亚战略的投入和中印的竞争的介入会加深。

最后是建议部分，我们要坚定信心，明确“一带一路”建设的定位。坚定信心，各位领导和专家都讲到了，这个建设是正确的，是中国这样一个崛起中的发展中大国为南亚地区提供的公共产品，在过程中遇到一些困难和问题，不要犹豫。

第二个方面我们也要意识到，“一带一路”建设推进两个构建，特别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另外一个是实践的平台，所以是一个探索的过程，意味着中间还有一些不断完善的内容，这是要准确把握的。

另外一个方面，需要思考怎么样通过广泛多层次的对话来加强沟通，寻求更好的合作。这是几个层面的问题，更大层面就是跟联合国相关的机构，包括一些多边机构，就南亚地区的发展面临的问题加强沟通。第二个层面主要是跟印度的对话。跟印度的对话，我也强调一点，我们并不是要寻求印度对我们项目的推进有否决权，更重要的是寻求中印在南亚甚至更广泛的地区进行合作，也就是说使中印两个发展大国的发展和南亚地区、亚太地区带来更多的机遇。

最后一句话，我刚刚看了王义桅教授的书，还涉及到理论层面的问题，“一带一路”背后我们自己的经验、发展道路的探索，这些经验和探索在南亚地区可适用的问题，帮助南亚地区国家，共同探索寻找符合南亚国情的发展道路。

马文生：感谢荣鹰教授。下面有请龙兴春教授。

龙兴春：谢谢马秘书长，首先祝贺王义桅教授又一本新书出版，刚才其实在王老师也谈到了南亚的一些情况，他可能有些地方没去过，但是观点跟我们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以王老师的信息抓取还是很厉害的，基本都非常准确，很中肯的。包括刚才于老师提到的债务问题，在讲巴基斯坦之前，我觉得单纯看债务是没用的，比如说我不欠债，但王建林可能欠一个亿，那谁的状况好呢，因此需要将资产和负债两方面的内容都要整合起来进行分析。

还有一个是政策的延续性问题，比如说港口建设，它最早说要搞港口工业区开发，后来不搞工业区开发，那港口用得上吗？那是你自己政策的问题，不是说港口本身的问题。港口位于非常好的在国际航线上，非常好的一个战略位置。但他们的思想还没有解放，项目刚开始就关心收益如何，但获得收益是一个过程，而且你政策要持续，只需要机场、只需要港口，然后不再进行后续关联项目的推进，那肯定不行，因为他们有这个问题的存在，特别是涉及到“一带一路”有政策的变化。

做生意需要一直做下去，开张就关门换地方肯定不行，要一直做下去，慢慢做下去肯定会赚钱的。给我的任务是讲一下巴基斯坦的安全问题。大家都知道，中巴经济走廊是旗舰项目，这个项目提出的时间来其实也比较早，给我们的印象当中其实巴基斯坦的安全问题是在“9·11事件”以后才成了一个问题，之前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为了反恐战争，美国的反恐战争，还经常在指责巴基斯坦，但巴基斯坦付出很多努力。

现在大家一提到巴基斯坦就是不安全，所以我们怎么来认识巴基斯坦的安全问题，到底有多严重？我们普通老百姓都觉得巴基斯坦不安全，但是我们如果进行数据的分析的话，比如说9·11以来到现在或者过去十年以来，中国到底多少人在巴基斯坦遭受袭击、多少死亡，数量非常多，不超过20个，近十年应该不超过10个，工程师、技术人员。

我们其他人员在国外，包括在泰国都遭受恐怖袭击都有死了的，但是没有说泰国不安全。但是确实巴基斯坦国内遭受袭击，比如说学校100多个学生被打死，它国内安全形势确实比较严重，当你统计中国人，中国的工人、工程师、管理人员在巴基斯坦，其实这个并不严重，从数据统计来说并不严重。

所以刚才谈到“一带一路”的对外传播的问题，我觉得有一个问题，“一带一路”对内传播，我们怎么对内来说这个问题，有些东西就是夸大了，包括我们中国自己人，经常说印度，印度跟强奸完全划等号，甚至有人不敢去了，我女学生曾经去过印度，待了一年也没什么问题。

我们根本不知道哪里发生，但是你如果去派出所看，案例多得很，如果你每个案例都拿出来报道那这个城市就没法待了是不是？所以说我们怎么去把控安全的一个报道、评估，媒体在这方面也是要注意的。揪着一个案子报道的话可能真的会造成一种逆向，所以我觉得其实是有问题，但是不是说完全不敢去、不能去的程度，是怎么去准备把握的问题。

但是安全威胁意识是存在的，那么怎么办呢？在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过程当中，中国在那儿的都是哪些人？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还有工人，以前我们去的都是大量的工人去，那慢慢的随着建设人才的培训，我们工人去的少了，主要是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更多的利用当地工人，这样子我们人数少了，发生那种被袭击，再加上巴基斯坦对我们重点的保护，如果几万甚至十几万工人去了，保护肯定会存在问题。如果我们工人少了，只是工程技术人员，包括学者，那都是军警全副武装保护，这种情况下遭受袭击的可能性应该说比较少，所以我们中国通过这种工人的培训、技术人员的培训，因为现在本身面临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能够出去的也不是特别多了，多用当地工人也是可以减少伤亡事件的发生。

那么现在我们在巴基斯坦一个是做工程建设，铁路、公路还有电站、港口的建设，大多数就是中国投资或者贷款，中国公司去承建，这个项目的安全问题，在那儿建工厂，除了人的安全以外，还有项目本身的安全，工厂会不会遭受袭击、爆炸、火灾这些状况，但是现在我们主要关注的是中国人员的安全问题，项目的安全问题不算太大，遭受袭击的可能性不算太大，因为巴基斯坦军警的保护还是做得比较好。

事实上中巴经济走廊一提出来大家就首先关注安全问题，能不能去。因为包括现在在巴基斯坦投资的主要是国企、央企，或者还有一些来自民间的个体会比较多，真正去投资开工厂的民营企业就非常少，开个门店、开个旅馆这些还比较多，真正投资建厂，开服装厂、玩具厂这种还比较少。

中巴经济走廊中几乎最重要的就是瓜达尔港口，我们2013年底当时在北大巴基斯坦研究中心开了中巴经济走廊的会议，讨论安全。因为我曾经在东莞、深圳待过，我当时就提出来，如果建设瓜达尔港口，就肯定要搞工业区的开发，有人提出要把瓜达尔港口建成巴基斯坦的深圳，那我们可以学深圳。在2005年以前，我们去深圳，深圳市分关内关外，真正进入深圳特区，我从东莞要去深圳特区，需要穿过围墙，特区是被隔离墙围起来的，还有警察检查。那我们可以学这种模式，比如说瓜达尔港口，修隔离墙工人的进出首先要办证，进出要检查，可能要搞几十平方公里围起来也是一个问题，包括外围都是军警在保护，我觉得这也是可以降低意外的发生概率。

而且在办证的过程当中对人员的身份就进行了甄别，恐怖分子出现的机率就比较小，这就是没有办法的一个事情。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领导重视，其实就是说绝对安全的思维要有的，人一多一定会发生伤亡事件，就像高校一样，再怎么做思想工作，每年总会有伤亡事件。几万人出现意外的概率还是非常大的，即使在国内旅行，做生意也会出现很多事故。

还有就是说巴基斯坦宏观的层面来讲，就是巴基斯坦的安全跟阿富汗有直接的联系，包括在秘鲁兹跟印度有直接的联系，印度在支持秘鲁兹的一些分裂组织、武装组织，要区域治理可能才能解决宏观层面的问题，改善安全形势，微观层面当然安保企业要做，但是在宏观层面我觉得通过区域治理，比如说上合组织去参与做。

还有一个重要的是国内，中巴经济走廊不仅是中国企业在巴基斯坦的安全影响，还有对中国国内安全的影响，像新疆，如果打通了，那么联系就多了，但很多东突分子就藏在阿富汗，这对恐怖分子进出中国也更加方便。甚至有些人基于这一点，已经到了否定中巴友好这么一个程度，我觉得这个也要注意，不能去夸大。而且中巴铁路我们一定要修好，但我觉得中巴铁路短期修好的可能性不大，因为缺乏经济性，短期来讲是改善问题，把它的路况给改善，修好铁路，我觉得短期内不太可能。

最后我们注意到的一个问题，中巴经济走廊对中国国内安全的影响我觉得也是要关注的。

成锡忠：我在一家安保公司当顾问，主要关注“一带一路”的安全。我简单念一下稿子就行了。

我的题目就是海外安保，保安和安保不是一个概念，大范围是安保。海外安保要跟进“一带一路”建设步伐，为“一带一路”服务。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五年，蒙巴内罗毕铁路，中巴经济走廊，中亚天然气管道等等，一个标志性项目落地生根，探寻经济增长之道，治理全球化再平衡，开创地区新型合作，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此，大批中资企业走向海外，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国际安全形势严峻，暴力恐怖事件不时发生。刚才讲了巴基斯坦的安全形势，总的来讲这几年向好的改善的方向发展，但是巴基斯坦的安全问题还是非常复杂。现在攻击的对象主要是人。我最担心，搞了这么多的项目，几十亿美元的电站、铁路，铁路上百亿的投入，会不会将来恐怖袭击针对这些项目，例如炸桥梁、炸铁路，那后果就难以想象了。现在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我们在那边的人员大概1万多人，巴基斯坦是3：1的安全保护，军队、警察、武警都抢着为我们的项目提供安全保护，为什么呢？这里面有利益因素，因为最后结账，安保军警的费用是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结账的。有的沿线国家的政局动荡，霸权主义兴风作浪，阻止新兴力量的崛起，因此“一带一路”建设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海外安保要紧跟“一带一路”的步伐，做好保驾护航。

习主席、李克强总理多次批示，有关部门出台一系列文件，企业内开始加大投入，各方逐步形成合力，在摸索中艰难前行，在前行中改善，但是要做到万无一失，依然任重道远。中国民营安保企业已经发展到8200多家，我原来用的是7000多家，现在这是最新的数字，从业人员近500万，这是原来的数字。其中北京138家注册登记的，这138家所有的资料在我们公司存着，因为我们给他们管理登记凭证。这可以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重要的安保力量，但是仍然滞后于“一带一路”的快速推进。中国民营安保企业最初是2003年走出去，现在已经有30多家走出国门，其中北京占三分之一。2017年海外营业额，就是30多家安保公司在海外的营业额有的说30亿美元，我根本不相信，我估计数字比较准确的在10亿人民币，就是我们30多家安保公司在海外的营业额大概是10亿多人民币，这个数字是科学的，30多亿美元是吹出来的。

十几亿人民币，北京占二分之一，还是北京厉害。中国民营安保服务企业走出去，初期基本上在“一带一路”沿线，重点不在南亚，不在巴基斯坦，重点是在中东的伊拉克、伊朗，现在开始到土耳其，还有非洲的肯尼亚、坦桑尼亚、刚果金、尼日利亚、安哥拉，其次才是下面这些国家，所以我们安保企业走出去的重点在中东、非洲，其次是南亚的斯里兰卡、巴基斯坦，东南亚的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中亚的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还有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基本上就是这些国家，非常可数的。

最近我到西安了解到，2005年总部是在上海一家安保公司，它的西安分公司跟尼泊尔一家安保公司合作，成立了合资公司，为中国援尼项目提供安保服务。中国民营安保企业面临着来自传统安保大国企业的竞争，主要是英国，美国。英国排第一，美国排第二。因为我们的安保公司发展时间很短。中国石化，中国石油等国企多年来一直聘用外国安保公司的服务，跟我们自己的安保公司能力还不行有很大因素。石油企业一年20亿美元的安保经费被人家赚去了，带来的问题是大型企业内部信息的泄漏。近年来这些问题有所改善，中石化已经开始部分雇用中国自己的安保公司，一些建筑、矿产等国企也开始聘用中国自己的安保公司。

500万人的容量，但还处于初始阶段，根本原因是政府的支持力度不够有关，我们跟政府打交道还是很困难的，不是鼓励支持，而是给你一种阻力。其次是民营安保企业经验不足，能力有待提高，品牌还没有创造出来。特别是我们有两个短板，一个是情报信息，第二是风险评估，这两个没办法跟西方国家相比，这是我们安保行业里的短板。安保经费，西方国家，在高风险国家有5%的投资用于安保，而中国此方面的安保投入不到1%。

我提三条政策建议：

第一，为了使我们海外安保紧跟“一带一路”的步伐，首先是政府要给定向支持，大力培育民间安保企业的安全保障能力。

第二，政府指导，鼓励有关民营安保公司、安全公司、咨询公司联手在全球打造反恐安全、反劫持、反绑架情报收集网络，这是我们现在没有的。所以必须政府支持，把有能力的公司联合起来，在全球打造一个情报收集网络，研判网络。

第三，政府应该出台政策，鼓励大型国企用自己的安保，以大型国企带动中国的安保走出去。

谢谢大家！（完，本文为速记）

（编者注：成锡忠武官准备的发言稿《海外安保要紧跟“一带一路”建设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