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义桅（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我讲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是中国特色的城市外交。中国的事情是历史的选择，不是简单地照搬西方的外交理念。所谓特色，第一从含义上就是特色的，什么叫“城市”？什么叫“新型城镇化”？“城”和“镇”连在一块儿，在英语翻译里经常翻译得有问题，把城镇化翻成“urbanization”，但只讲了“城市化”，“镇化”没讲，所以后来发明一个词叫citytown，就是有“城”有“镇”的。而且现在中国城和镇是混在一起的，很难说把它区别开来。有很多带有中国特色的词，比如说中国有“财经”这个概念，在英语里很难翻，在英语里财政就是财政，金融就是金融，怎么搞到一块儿去了，“财经”？这就是中国特色。
第二个来讲是外交，什么叫“外交”？中国有个词叫“外事”，“外事无小事”。所以为什么外交部对城市外交感冒呢？总是套着外交，外交是国家传统的定义，你什么东西都是外交，“体育外交”、“姚明外交”、“孔子学院外交”，搞得很泛。我们“外交”和“外事”这个概念长期是混的，外事是地方干的，中央层面上干的才是外交。我们要改一个定义，外交的定义很丰富，是社会化外交，以社会力量办外交，可能要提倡这个概念，外交当然需要国家指导，但是要发挥地方的积极性，这是毫无疑问的，习近平讲的。这是从城市外交的概念上来讲，有中国特色。
其次，城市外交的含义也有中国特色。什么叫“城市外交”？是以城市办外交，还是以外交建城市？两种含义都有。培育城市领导人，像上海市市长、市委书记，将来是国家领导人，已经是党的领导人了，在某种程度上城市外交的功能就内外兼顾了，既是以城市来推进国家的外交，同时也是以国际化来打造软硬环境，培育一种城市精神，甚至来培育社会主义价值观。
也就是说我们的城市外交里面，城市是载体，所以我们现在提出一个概念叫“城市中国”。以前有个“乡村中国”，张艺谋拍的电影里大碗吃饭、红高粱。现在又提出“城市中国”，是一种比较新的形象，城市外交可以达到这样一个目的。
现在为什么如此重视城市外交？城市外交很重要，以前干什么去了？为什么现在特别重视呢？有什么时代背景呢？这就从时代背景讲了必要性和可能性。
第一个讲必要性。第一个层面就是因为国家层面上的传统外交容易受到意识形态的干扰。但是城市从一定程度上可以发挥独立的主动性，就是说城市的地方性、积极性，可以积极主动开展一些工作。中国现在开展城市外交，前提条件就是要赋予城市独立的人格、对外交流的自主性。
最近提城市外交，要发挥它们的积极性，但是如果它本身的独立性不够的话，怎么去发挥它的积极性呢？这确实是个问题。同时，如果它们开展城市外交以后，如何协调和管理？现在一窝蜂的现象比较多，像博览会一样，办一个成功的博览会之后，各种各样的博览会满天飞。从这个角度来讲，城市外交需要国家外交上更多的协调和管理。
第二个讲外交权力。现在靠国家、靠中央政府来办事情这种时代已经比较落后了，要发挥城市外交的主体性。我们的“走出去”战略里面也包括让城市“走出去”，“走出去”的不光是跨国公司，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丰富我们的理念。
一般来讲，现在城市化的指导思想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那样城市在对外交往过程中，一定不会是陌生的，一定是它熟悉的、资源互补性的，一定是按照市场资源配置的。所以城市外交在外交领域体现出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所以我觉得这是解放思想，解放城市的生产力。
所以要发挥习主席在讲话里讲到的“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因为国家外交很难做到这一点，但是城市外交天然可以做到这一点。这是它的必要性。
第一，中国有一半以上的人生活在城市里。中国的人口跟印度差不多，但是中国城镇化人口数量不断增加，我们现在一半人，六七亿人，跟中国网民一样的，中国网民数量六七亿，这个数量是印度的10倍，你想想。现在我们讲，城市大部分生活着中产阶级，是中国新的消费模式、生产模式、发展模式的转型，所以城市代表着中国新的生产力、中国新的形象和面貌。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在世界上的比较优势由城市这个载体来体现，所以城市外交承载了一个特殊的时代使命。
文明；第二是从内陆型文明走向海洋；第三是从原来地域型的文明走向全球。举个例子来讲，为什么叫内陆文明走向海洋？比如“上善若水，厚德载物”，水一定是善的吗？因为这个水是指淡水才属于善的，如果是海水，加勒比海盗，那个水绝对不善。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思想意识还是一种农业式的或者内陆式的思维方式，所以沿海、沿江城市的人由于发展，走出去以后改变了看法，它是文明转型的一个重要体现。
现在我们提“城市文明”，城市文明成为中国新的文明的一个重要指标。比如说现在的创意产业，我在国外参观了很多，举个例子，大家知道底特律是美国的汽车城，现在它变成了鬼城，为什么？由于外包，它已经衰落了。在英国也有，离工业化的发源地不到50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叫伯明翰的城市，以前也是重工业城市，汽车什么的。现在它成功地转型，为了招商引资，把以前的拆掉，建大型的展览中心、音乐厅什么的，进行文化展示，非常成功。
中国的创造力、中国的活力不仅仅是体现在农民工的身上，越来越多体现在城市的各种创意产业、城市市民的现代化面貌和城市治理的现代化水平上，对这个应该有一个明确的认识。
如果解决中国特大型城市的治理问题，像底特律似的，1000万以上的人口在欧洲只有一座城市，就是伦敦，其他都低于1000万，在中国10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不少。再说1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在欧洲有多少？中国很多，1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中国有300多个。上次我跟山东菏泽市市长参加中英政党对话，见到他，他是菏泽这个地方的领导。他说菏泽有1000万人口。英国人一听，“1000万人口可不是小地方！”吓死掉了。
也就是说中国能不能解决特大型城市的治理，和这种城市聚居，如果能解决好，那么我们现在提倡治理能力、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中国在解决人类共同的治理问题上那就绝对是一个巨大的贡献，这就是说中国对世界上更大贡献在城市治理中得到了体现。你治理好了，这就成为了你的城市名片，是你的软实力，不在于你是民主国家、我是什么什么，那是老式的概念。现在用一个中性的词叫“治理”。昨天亚信峰会上土耳其外长讲的“善治”，城市治理得好，这个国家才好，甭管用什么国家治理，民主、人权那些老式的西方概念要突破。在中国大量提倡软实力的时候，用城市来做，用城市治理来做，尤其是特大型城市的治理，以城市精神承载中国精神，以城市文明承载中国新的文明，以城市梦承载中国梦。这是重要的一点，可能性和必要性。
路，它也要吸取包括西方在内的全人类的先进的文明。我们现在提倡在六个方面有所创新：
第一个创新就是主体创新，新的主体。什么叫“新的主体”呢？以前叫“市民”，现在提倡更多的叫“居民”。有当地户口的人叫“市民”，他只要是居民，都是这个城市的主体。什么叫“居民”呢？还包括外国人移民什么的，不能只包括有户口的，大量没有户口的人或者外国人，他也在这个城市里实现他的梦想。所以“中国梦”将来不仅仅是中国人的梦，也是社会各国实现他们自身梦想的一个载体，只要到中国来都给你实现你的梦想，那就是“中国梦”最大的号召力。“美国梦”最终的价值在这里，不问你国籍，甚至不问你有没有户口，所以中国将来要淡化这个概念。中国的城市是提供给世界各国的人民去实现自身梦想的一个载体，这就是“城市梦”对于“中国梦”的一个核心的思想。现在在广州，奥巴马的弟弟都在这里实现“中国梦”。这体现出中国已经突破了狭隘的意识，不仅仅是为中国人谋幸福了，某种程度上也为万世开太平。这个很重要。
第二个来讲，新的理念。什么叫“新的理念”呢？以前威斯特法利亚体系“主权国家”这套东西。因为“主权”的概念是引进的，民主、主权、民主国家，都要把这些搞掉。比如说越南说法国征地的事情，比如说西沙是他的，以前哪有这个概念？以前没有领土的概念，只有疆域的概念，就是因为东亚这个体系原来是朝贡体系，后来西方那套体系把中日关系、中越关系、中菲关系弄得都很糟糕，根本上还是怪西方，怪欧洲人把这个事搞乱了。
“城市逻辑关系”，这个逻辑关系不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是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关系，也叫国际关系。如果察哈尔首先编一个教材叫《城市国际关系教材》，大力推广，这就会突破原来那套以国家主权的思维方式，大大地丰富了我们对国际关系的理解。“international”——“intercitynal”，这是非常重要的创新。那么中国在国际关系的理论和实践上那是多大的建构！而且我们城市人多，一下子就可以提升话语权。以前主权、人权、主权高于一切，争来争去，不要争了，城市权就可以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在城市里生活的人都享有这样的城市权。人权还是假设自己的国民才有的，你现在不是国民也可以享受，这样更加包容，体现中华文明的海纳百川，尤其是刚才讲上海，香港也是一个重要的例子。
将来也可以开放一些，讲城市国际关系就是说，我上海要在纽约建立一个办事处可不可以？法律上允不允许？可以。地方的办事处为什么不可以？还可以改善与侨民的关系。
第三个讲新的动力。大家知道，在欧洲城镇化率超过70%，中国现在刚刚到了50%，也就是说还有20%的空间，中国有14亿人口，20%就是3亿多，你想想看，还有3亿多人没有实现城镇化，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巨大的力量。这里带来巨大的城市外交新的动力，新的城市如何跟老的融合，外国的和本国的，有户口的和没户口的，这样一个新型城市的包容文明的创立，对于国家形象和软实力的提升非常重要。
还有刚才已经提到的“互联互通，民心相通”，这个“通”更多的不是农村通吧，肯定还是城市通。比如说渝新欧铁路，都是用城市命名的，重庆到乌鲁木齐，到德国的杜伊斯堡，这个就是里程碑式的，将不同国家的城市连在一起。将来城市的高铁网、高速公路网，还有信息物流的中心，就是把分散的信息整合起来，使这个世界互联互通，最后达到心相通，达到公共外交的效果。以城市名片推动国家名片，这就是我们讲的新的动力。
第四个，新的旋律。什么旋律呢？我们给城市外交赋予一个新的含义和新的旋律。以前世博会的口号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第二句话就是“中国让世界更美好”，那就是“中国梦”的一个主要意思。公共外交也有一个标志性的话语，奥巴马竞选的时候也要有标志性的话语，城市外国标志性的话语就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中国让世界更美好”。
第五个方面讲新的使命。以前我们讲到中国形象，孔子、表演、传统文化，人家质疑这个，传统文化一定是你的吗？日本人还说“阳善之后华夏明王中国”，就是说你的文化主体积聚到别的国家去了。就像现在的罗马，不能说“罗马文化”、“罗马帝国”是你自己的。“传统文化”对应的还有个“现代文化”、“现代中国”这个概念。而且现在还有个概念叫“全球中国”、“全球城市”，像上海，不再是中国的城市，某种程度上是世界性的、全球性的城市。就像纽约一样的，经常说纽约不是美国的城市，它是全球化的，在美国能够代表美国的一个城市是芝加哥，而不是纽约。所以中国也提倡这么一个概念，“global city”、“global China”。所以我们如果树立三种中国的形象，就是传统中国、现代中国、全球中国。
那么城市正好又有传统文化承载，又有现代气息，还有全球的潜力，从它的人口，从它的观念等方面。包括将来的基础设施的标识都要标各种语言，不能完全标中文，现在已经慢慢在做这点了，已经不在是为中国人服务了，而是为居住在这个城市的所有人服务。这是对城市功能进行了新的定位。
所以我们说这个新的使命就是要传播中国治理的新的形象，如果中国能够把城市治理得井井有序，那么国家形象能不好吗？福山在去年政协二十一世纪理事会上讲了一句话，就是《历史终结》的作者。他说：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一个国家，国家治理得如此之好，但是它的国民没有自信，都说“我们国家搞错了”，这是很奇怪的，从来没有过的，别人都很羡慕“中国治理得多好”。你到大城市去看看，你到西宁去看看，小城市也建得不错，但是老百姓有的说国家搞错了，国家有问题，国家无法持续，甚至会崩溃，国家迟早要走向西方的道路，很奇怪的。西方羡慕你都来不及，你还去羡慕西方，很怪，就是没有一种城市自信。
最后一个，新的实践。新的实践里面我也提倡中国改革开放2.0版本，中国对世界开放，世界也对中国开放。以前我们老是强调世界对中国开放，现在中国也要对世界开放。那么城市就是相互开放的一个重要渠道。当然，最早八国联军也是从长江、沿海城市打入，苏州经济带也是从城市走出去的。现在回来，外国人登陆中国也是从城市下飞机，然后找到各个地方，所以城市是中国一轮改革开放的一个主要的连接纽带。所以用城市“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不仅要“走出去”，还要“引进来”。“引进来”，比如说吸引外国的游客，吸引跨国公司总部，还有国际组织的总部，现在我们太少，连泰国的曼谷都做得到，像菲律宾的马尼拉都有跨国公司的总部。现在唯一的以中国城市命名的最重要的一个国际组织叫“上海合作组织”，但是总部不在上海，就是说我们的城市承载的国际组织的总部还是太少了。那么这是“引进来”的一部分。还有“走出去”，刚才讲了国际友好城市、姊妹城市。
还有创新，创新城市外交也是手段。这方面要发挥各个地方城市的积极性，因为中国的城市，不光是南北之分，地域、文化上千差万别，是非常多元的，也就符合习主席讲的“展示中国多面的、立体的、真实的中国形象”的要求。只要你把城市的生产力解放出来，城市外交必然会呈现出精彩纷呈、百花齐放的局面，所以我们要以“城市梦”达到“中国梦”这样一个效果，就是解放城市生产力，让城市在外交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赋予城市开展外交的使命和法律地位。这是我们讲的以“城市梦”实现“中国梦”的一个必然要求和必然使命，最终目的是要以建立起城市国际关系，改变我们对传统西方国际关系、政治关系的理解，从而改变西方对中国的理解，让中国治理城市的经验变成中国治理世界的一个试点，和中国新形象的载体。
此外，流动人口与城市外交也值得关注。现在流动人口越来越多，流动人口反映这个城市的活力，你有机会人家才来，没有机会人家来干什么？但是来了以后确实带来一系列的问题，给这个城市治理、城市发展带来很大的挑战，尤其是特大型城市越来越扩张。现在不光是中国有这样的问题，西方发达国家都有这样的问题。他们的流动人口主要是移民，主要是因为生育率低，所以有大量的移民。
现在要建立多元社会，把他包容进来，让他产生一种归宿感、自豪感。如果本身移民过来以后没有归宿感，没有自豪感，他对这个城市会抱怨，他也不会去推广这个城市，“跟我没关系”是不是？或者像中国一样的，如果没有户口，只是在这里生活，他会为北京感到自豪吗？什么北京友好城市，管他什么事情？他的生存都面临问题。所以如果城市外交的基础太窄的话，会带来一系列的发展治理的很大的问题。
但是如果从外交角度来讲，问题本身因为有国际性，有世界性，恰恰是相互交流切磋的一个重要对象。比如说伦敦、巴黎郊外发生一些骚乱事件，青年失业率非常的高，中国也有类似这样的苗头，还有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外来移民问题，能不能开展一些城市治理这样的论坛、合作模式，或者相互的学习？这个可能反而是一个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