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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网:济州纪行:兼说现代化及亚洲冲突
发布时间:2014年06月30日  来源:环球网  作者:王话  阅读:1102

初印象与韩剧的影响

每次出门都会带一本书,抽空看的,否则总觉得空虚无着。最近在写着有关“现代化”的东西,因为其中必然涉及到宗教的问题,因此目前正在补着对宗教的认识,读着《圣经》,因其太厚,固然是不能带的,于是想带本薄的,而且是平时想读却没多少机会来读的。想来想去,带了本鲁迅翻译的日本学者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这是本文艺创作理论书,其实算不上理论,而是一种思想,该书认为,“生命力受到了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柢,而其表现法乃是广义的象征主义”。之所以选这本书,是因为这一论断与我有极大的共鸣,90年代上初中时读我唯一的读物鲁迅杂文集,从中知道了此书,因其书名而印象深刻,后来大概2008年才读到这书原著。一读,于我心有戚戚焉。

对我来讲,大概去任何地方游览或旅行,都是“心之旅”,而非“目之旅”,通过对一个地方的游览,希望能了解这个地方,进而能更加了解这个世界,对自己的心有所启悟,是我最终想要的。这次济州之行亦然。

在济州之行临行前,因为诸事杂乱,搞得心也静不下来,并未预先用心做功课,因此,对济州岛的认识并不多,只知道它是一个旅游胜地,风景一定非常佳美。甚至一直以为它大概是个以自然景色为主的近乎“荒芜”的岛吧,直到飞机缓缓进入济州岛上空,从窗口看到下面是繁华的街市,才猛然认识到,这里已经如此发达了。这种巨大的差距,不禁有些让我失望。

但很快,这种失望就抛诸脑后了,我发现,这里虽已是现代城市,但并无多少现代都市令人厌倦的“烟火气”,依然保留着几分来自大自然的清新气息——当然,这也可能是我这位陌生来客的一厢情愿吧。入住的酒店是Haevichi,据说韩国酒店不分星,而是按照“花”来评级,这个酒店是五花的,经常听他们介绍时说是“超五星”。我想,看到它的干净、豪华的设计、设施,人员的高素质等等,大概这种说法并不错。据说还经常会有各国领导人及明星下榻此处。

我们的房间在7楼,1715,正好位于最靠近海边的地方,站在阳台上,可以遥望大海、鸟瞰酒店外景,还能看到海边的两个白塔,听他们说韩剧经常来此取景,这两个白塔是韩国影视中常用的背景,听他们这样说着,看韩剧不多的我,也感到这两个白塔有些眼熟了。

来到这个地方,“韩剧”这个词是经常听他们提到的,而且提到时总会有几分喜爱之感,可见韩国的影视文化对中国普通人的影响已经是多么的大与深。这样一个小小的国家,历史远不如中国,文化上更是派生于中国,人均经济水平却早已远超中国,软实力与中国相比同样处于强势,虽然很多中国人谈起韩国时似有一种“优越感”,但诸多方面的不如,还是值得人们深思。

我问一位在当地留学的中国学生,她告诉我,韩国人认识中国的明星,多是港台的,很少认识中国大陆的明星,大概只认识范冰冰等少数几位,而且,对中国导演也认识不多,认为贾樟柯是中国最牛的。相比起来,大批

“哈韩”的中国人,对韩国明星大概会如数家珍吧。

影视剧是一种大众文化,而大众文化在现代社会中往往占据至关重要的地位,甚至,人们了解一个国家,乃至一种文化,大概已经不得不首先通过其大众文化了。正如很多人没来过韩国,但想起韩国时,大概首先就是韩剧中它们的样子。而且,影视剧虽然是一种大众文化,是区别于精英文化的,但我一直认为,影视剧必然是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整体文化的孕育下产生的,如果它的文化本身不发达,就不可能做出好的影视剧(因此,我更愿将“影视”归为“文学”一类中)。文化不发达,其大众文化也很难发达。这一点,我们中国的现状大概就很易说明。

热情的济州人

对韩国人的印象,因为接触不多,一直比较模糊。有次在北京参加一个会,遇到一位常年在京的韩国某报女记者,虽称不上很漂亮,但妆容精致,衣着讲究,谈吐不凡,且会说中文,性格颇开朗。在谈起韩国人如何分别看待中美时,她说,韩国人对于中美这两个国家,“当然是一边倒倒向美国”,因为美韩是盟国,而中韩间则发生过战争。我不知道她这句话在多大程度上具有代表性,但估计肯定是代表了她个人的真实看法。对于这位外表时尚的年轻女孩,竟能从她身上觉出较明显的冷战味道,很令人意外。——这大概也是媒体职业所加给她的影响吧。

但来到济州,发现这里的韩国人给人的印象颇为不同。在这里看到,几乎每一位韩国女性,不管年龄的大小,相貌如何,都带着精致的妆容,仪态优雅从容,对陌生客人讲话时,必然微笑、点头,有时,因彼此语言不通,而对方又不怎么听懂英文时,她们就会表现出焦急的样子,关心地看着你,那眼神仿佛说:“你如果懂韩语多好,我就能听懂你说话了。”或者是“我如果懂英文或中文多好,就能听懂你说话了”。这样“僵持”数秒钟,她们就会想各种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或是找懂英文的同事,或是找懂中文的同事。总之,问题必然会在友善和谐的气氛中得到解决。这非常使人愉悦。

这里的韩国男人,依我之见,大概可以说在相貌上优于女人。因为男人大概是不化妆的,但却普遍长相端正,举止彬彬有礼,与陌生人对视时,总是点头微笑致意。你若有什么问题去问,他们就会耐心解答,问路时,他们会动身指给你。

刚去时的晚上,参加完了活动外出,同行的媒体朋友们已经去了一个附近的酒吧,我因事后来单独去。但对于这地方丝毫不熟悉的我,若离了酒店,简直就像进了迷宫。幸好他们有的给我发微信,告诉我酒吧的名字、地图位置,还拍了照片给我。我便问了酒店的工作人员,朝那个方向走去。

来到路口,看看周围的建筑,都没有照片中所显示的那家,不知该往哪儿走。这时,看到路边小超市门口坐着四位年轻人在喝啤酒聊天。年轻人的素质会如何?我心里有些没底。但没有别人,也只好去问他们。

我用英文跟他们打招呼,谁知,其中一个用中文问我。原来,他曾在东北政法大学留过学,学过中文。他非常热心,知道我的问题后,问他的朋友们,他的朋友们便看我的手机,然后掏出自己的手机来查看地图,有的起身到处望,甚至走到下边路边上,有的皱着眉头想,一边想一边说话,于是,四个韩国年轻人就因此忙了起来。一会儿,有个年轻人恍然大悟的样子,告诉那位说中文的,应该怎么走怎么走,又由那位说中文的朋友告诉我,于是,问题就解决了。他们还请我吃他们的小吃。我感谢他们,给了那位说中文的朋友一张名片,便告别他们,去找那家酒吧了。他们的热心程度超出了我的预料。

济州的治理文明与现代化

这里的夜非常静,因临近大海,更能听到海浪“哗哗”的声音,还能经常听到清脆悦耳的鸟鸣声,偶尔能看到一两辆汽车亮着灯,从酒店旁的柏油路上悄悄驶过,但这一切都没有打破安静,而是因为这些偶尔的声响,反使这里更显得静了。

在微信上看到朋友们说的话,北京大概这几天是极热的,但在济州岛却非常凉爽,晚上站在阳台上,是需要多披一件衣服的,不然就会觉得阵阵凉意袭人。

在这样幽静的海畔,我与同行的媒体朋友畅谈了许多。我们聊到了“现代化”的问题。这是我目前正在写着的一个东西。“写”这样的东西,其实也是一种“创作”,因它也是源于作者的心。我从不认为我在搞什么学术,而是在写我的思想与心语罢了。正如《苦闷的象征》中所言,“在里面烧着的生命的力成为个性而发挥出来的时候,就是人们为内底要求所催促,想要表现自己的个性的时候,其间就有着真的创造创作的生活。”厨川白村认为,人之所以区别于“禽兽之属”,就在于人的生命力所带来的创造力,而这又是创作的源动力。这对于我来讲,恰恰是如此的。

我认为,现代化是什么呢?从根本上来说,它必然是人性的完善过程,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只不过是人性走出“传统状态”而向“现代状态”转变的一个过程,当然,这其中并无明确的分界,而且,脱离传统的现代也是不存在的。基于这样的考虑,即使是西方国家,虽然被学界普遍认为早已完成“现代化”,甚至已进入“后现代”,但我认为,它们恐怕也仍未完全完成现代化,同样处于“初级现代化”阶段吧。因为真正的现代化将会促使人性的完善,并进而使得社会各方面的完善。它必然是融合的、和谐的、高度文明的。融合与发展,这应是一个大的、必然的趋势。任何冲突,大概都是这一大趋势下的浪花,是这种大趋势尚有无数缺陷的种种反应。但这些缺陷必然会逐渐完善、克服。

这些动力来自哪里?我认为与厨川白村所说的很相近。这源于人的本性,人的本性中,有天然的希望完善的东西,那就是人作为人的欲望,厨川白村称之为“生命力”。正是这些欲望,在推动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但同时,人又有自己作为人的理性,正是这些理性,在给自己的欲望“踩刹车”,使人能克制自己,时时处处修正自己的路——这是我的想法。

就像这济州岛,它本是一个火山岛,但古人发现了它,便占有了它,开发了它,并创造了古代的“耽罗王国”,后来,到12世纪,高丽将其改制为郡县。在这一系列过程中,这里的人们通过自身的生命力而将其改造成文明的模样。进入现代社会后,人们又按照现代的要求而对其进行改造,终于得到充分开发。

但同时,人们又在警惕不将它破坏掉。我们采访当地JDC公司主席金汉昱先生,他就说,他希望引进的外来投资,是投资于旅游产业,而非工业。在这方面,他们会进行一些严格限制。因为他们不想因为发展而破坏掉本来美好的东西。这其实就是一种平衡发展,一种“欲望”与“理性”恰当结合的表现。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这里的治理文明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它既满足了人们“生命力”的生长,又避免了发展所带来的负面效果,这样的文明结果,使这里的人个个都很从容。

“济州论坛”与亚洲冲突

今年的济州论坛是第九届,有很多分会场,我们受察哈尔学会与韩中地域经济协会的邀请,参加的是“跨国公司与公共外交”的分论坛。

察哈尔学会秘书长柯银斌先生是个很有头脑、很有思想的人。湖北人、双鱼座,性格豪爽、直率,喜欢笑,而且有时笑得颇夸张,使人不觉得他是合作伙伴或一位师长,而是一个玩伴,比你还要调皮的玩伴。据说他刚去那晚跟人喝酒喝醉了,第二天眼睛微红,跟大家说,他“怎么回去的都不知道”,说时还开心地笑着。

柯先生以研究经济与企业行为、尤以跨国公司著称,但他说,自己其实对内政也关注颇多,80年代曾在某报上刊登过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文章。

“我们那时的人,都有一种使命感,那时不叫‘俱乐部’,大家围在一起,谈论各种问题,是为了解决问题而谈,大家都很谦虚,没有车马费,谈得都很起劲。”柯先生这样回忆那时的岁月。

“其实我们80后这一代人中,好多人也都有着这样的使命感。”我说。

柯先生就点点头。他甚至给我讲了些许对当前主要问题的看法,并提出了自己的改革解决途径。但对于问题的解决是悲观还是乐观?他说他比我乐观,但我看不出他到底有多乐观。

他强调,无论如何,我们要做好自己该干的事儿。他认为,公共外交就是当前“该干的事儿”之一。这也是他目前在着力去做的事。

对于外交,我实则是外行,因为我身边有着一帮学“外交”、“国关”专业出身的同事和朋友,还有一批干了一辈子外交的资深外交官,在这方面,他们比我更有发言权。但我认为我能理解,并懂得柯先生对于“公共外交”的热衷。其实,这不仅是他的热衷,而且国家在重视,公众在重视,这其实可以说是当前越来越凸显的一个“大势”,尤其是对于“社会”本就不发达的中国来讲,这说明,中国社会开始形成自己的能量。社会上有这样一批人,“使命感”使他们在做许多事情。

这次济州论坛的主题是亚洲的“和平与繁荣”。其实,任何一个论坛或峰会,都会有一个“正能量”的主题,这显示出大家对世界好的一面的期待。虽然实际上有种种冲突与误解,但还是希望能通过这样的对话,来起到正面的作用。这种“正能量”体现了人类社会的整体理性,大体上划出了人类社会各种活动的外围圈,违反这样的理性、突破这样的外围圈的一切思想与行为,不管实际如何,已经是不为人类道德共识所认可的了。这就是人类整体理性的进步。

对于当前的亚洲来讲,冲突是客观存在的,但好像也是必然会存在的,因为这里的普遍文明并未发展到可以避免或减少冲突的程度,何况,这里有着太多冲突的诱因。这里曾发生过多么惨痛悲剧,伤痛至今难以抚平——更何况,曾经的为害者,至今并未做出应有的真正渴望和平的表态与行为。这对于亚洲来讲,是极为不幸的。

对于冲突的解决,我认为,亚洲是该向欧洲好好学学的。这是西方依然在很多方面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之一。其实这已经是个老问题了,无数的媒体与专家都讨论过这个问题。很多人认为“无可比性”。但我认为,这并非不可能,而且,欧洲必会给亚洲以极大的参考意义。但要学人家的冲突治理机制的经验,就必然要学他们何以会形成这样的机制。只有学会了他们的“渔”,才能真正捕到“鱼”。而这背后,大概又会落到“文化”本身的问题上,因为文化说到底是人性的外射。我们学习他们如何治理冲突,其实就是学他们如何管理好自身的欲望与理性之间的平衡,如何达到这样的文明高度。这涉及到文化的方方面面。

当然,这并不是中国一家的问题,而是整个亚洲的问题。在会上,李肇星也多次谈到,“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应该是包含这层意思的。亚洲的繁荣与和平,首先是亚洲人自己的责任,自己先要“争气”,外人才好帮你。也只有自己争气,才能避免外人的干涉。

当然,具体到亚洲的各国,情况又是复杂的。因此,才需要搞这样的论坛,促进多方的对话。但仅仅这样还远远不够,在亚洲面前的路是漫长而曲折的,但所幸的是,我们能看到很多人们在路上向前艰难地行走着,尽管很艰难,尽管会遇到些许倒行的迷途者。(作者:王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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