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旭东（扬州市外办副主任）：扬州的公共外交工作一直处于探索与实践当中。扬州公共外交协会于2013年正式成立。其成立得到了中国公共外交协会的大力支持，赵启正院长出席了成立仪式。扬州市政协主席任会长，设副主席两位，每个政府部门的涉外部门都是协会的成员，共20余家。至于协会的经费来源，由于政协主席的参加，使协会得到了部分的照顾。所以，协会主要依靠的还是政府的支持，日常运作主要依靠外办的经费。

扬州的公共外交，主打四大名人牌，这些名人包括历史的名人和当代的名人。对日本的公共外交工作，突出鉴真和尚的历史作用（扬州是鉴真东渡的出发地），围绕鉴真做了许多公共外交的工作。

扬州与韩国的交流则主要是围绕韩国人崔志远。崔志远是朝鲜遣唐使，是著名的唐朝的诗人，曾经在丽水和扬州为官。而扬州的对韩国的公共外交也都是围绕崔志远的，建立了崔志远纪念馆。而崔志远的后裔大约有两百万人，每年崔氏宗亲会都会发动捐款。韩国方面每年都来崔志远做官地方，拜祭；而扬州地方也是针对来的不同的来访人士，开展不同的活动。扬州与韩国很多城市也建立了友好城市关系；

扬州对欧洲的交流则主要围绕马可波罗展开的。大家都知道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元朝时来到中国。根据其著作《马可波罗行纪》，他曾在扬州工作了三年。

扬州和中东城市的交往则主要围绕普哈丁的墓园。扬州以后准备建立纪念园，随后跟中东阿拉伯开始进行公共外交。与中东城市的公共外交工作更主要来源于经济方面的考量。

扬州是京杭大运河的重要枢纽，邗沟也是扬州附近沟通淮河与长江的重要运河，运河成为扬州对外交往的重要品牌，举办世界运河名城博览会，以此来吸引国外城市和专家到扬州。大运河的申遗，市长已经前往卡塔尔。运河品牌化的工作也已经做了许多，友好城市也纷纷前来运河博览会，外宾们称扬州是“最中国的城市”.

潘一新（温州公共外交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杭州案例有许多我们值得学习的经验，这些经验包括：第一，依托名人、名城，因地制宜地来开展工作。这种模式使扬州的文化积淀得到了有效发挥。

当然，温州也有自己的优势。温州有走出去的温州人，比如让·平，温州商人与加蓬酋长的孩子。他对中非关系，尤其是中加关系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温州还进行公共外交年度人物评选，入选的人物就包括让·平的外甥，加蓬中国商会会长。

温州外办对于公共协会也寄于了大力支持，外事办公室的官员到了协会任职，双方合作十分愉快。有了政府很支持，双方协调配合，根据三线城市的现实，发展公共外交。

黎晏刚（佛山市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公共外交的涉及机构，如果整合好了对于中国的国家形象是非常有好处的。文化与艺术可以作为公共外交的载体，同时也要考虑受众的问题，受众是公众，并且是双向的。温州办的展览可以作为中欧交流的双向桥梁，公共外交的开展也要配合外办和外宣两个部分。

外宣办的经费很充足，但是没有放大思维，协会做着外宣办的核心工作，但是外宣办的资金却没有用到核心地方，也可以说资金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

陈长伟（北京大学国际关学院外交学系讲师、博士）：从政治层面上讲，城市外交总是走在国家外交前面不是特别好，不是总提来讲也是有好处的。

我们对国际会议的定义模糊，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参加并且都要受到接待的。并且现在出现抢夺名人资源的现象，在这之中有没有冲突，需要我们关注。

但是，这样也是有局限性，名人只有某些地方有，如果没有名人的地方应该如何推介呢？国家大公益认为公共外交的性质不是功利性质的，鼓励大家捐款，因为协会是没有会费的。

柯银斌（察哈尔学会秘书长兼高级研究员、《公共外交季刊》编辑部副主任，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常务理事）：历史资源要活学活用。扬州挖掘了历史资源，并且用的非常好，举例而言，运河和四大历史名人都是历史资源的一部分。

我们还要解决的问题是历史资源的用法的问题。因为公共外交所涉及的活动较多，扬州实质是把运河和历史名人串接在一起，如同项链一样，项链得有线和珍珠。同样的，历史资源也要穿在一起，才能具有品牌效应。历史和运河名人的结合，路线十分清晰，并且在循序渐进的发展；而扬州对公共外交的最大的贡献，在于地方政府牵头组织了的世界性的国际组织，那就是世界运河历史文化城市合作组织。这种地方政府牵头的国际组织是很好的，但是目前这种实践的时间还不是特别长，也存在着经费问题。这一组织使得各个城市之间能够加强合作，减少竞争，对城市来说这非常有利。

城市外交要有目标国，不是所有国家都要有城市外交，做好一个国家的城市外交就足够了，没必要一个城市做全方位的城市外交，这既浪费资源，也没有办法良好的运转；扬州市，温州市在这方面与众不同，有着重点的交往对象。